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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对商业不利,其行为方式更像是政府机构


我最近曾在一此大型企业会议上向数百名代表发表讲话,听众清一色来自大公司的中层管理者。 讲着讲着,我意识到,自己提到的创业精神与他们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冒犯。 因为我所宣讲的是独立、自由和冒险的信条,而他们却已被埋葬在大企业温暖、密不透风的坟墓里。 他们毕生都为大型机构工作,对他们而言,自己创业的拼搏与他们完全格格不入。

我对于这种割裂思考得越多,就越是意识到:实际上,相对于企业家和初创企业,太多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与各式各样的政府部门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 我曾经以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存在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之间。 但实际上,真正的差异存在于大公司和小企业之间,不管它们是不是盈利机构;以及大型官僚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 正如《国家报告》(National Report)所评论的,美国有许多大企业都“僵化”了:待遇优厚,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没有灵活性,没有创造性,因循守旧,扼杀自我革命和创新。

毕竟,多数大公司都是跨国企业。 它们可能是上市公司、并由分散的股东持股,它们本身成为了聘用人员管理的机构资金池。 与政府机构一样,它们也会遇到代理问题以及制度性地受制于管理者问题。 至少在由创始人管理的公司,你知道谁是老板。 此外,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地企业,服务于自身附近社区的客户,无法玩弄税收上的花招——而谷歌(Google)之流却大肆利用了这种手段。 私人企业通常忠于本国,而跨国企业在商业上却相当于非本国居民:一切都倾向于向成本最低的地方转移。

政府与大企业之间,通常都有着亲密、且有时不太健康的关系。 公司付钱给游说者和律师,以影响立法和监管机构;而政治家从公职岗位退休后,会谋求大型银行等机构的非执行董事和顾问职位。 国防企业、建筑商、IT承包商、安保公司以及其它企业是公共部门的大型供应商。 它们的技能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合同谈判:如果他们说服公务员和监管机构同意涨价,他们就会赚钱。

由于公共部门的一些领域(比如公用事业)被私有化,它们产生了盈利动机——但却从未采取企业的灵活心态。 多数此类企业近乎垄断,其行为方式更像是政府机构,而远非我曾经拥有或创建的那种企业。 它们的员工通常会加入工会,有着伴随这种负担出现的集体决策(group-think)问题。 有时,它们会让它们的广告、标识和品牌变得生动有趣,但此类努力是一种忽悠人的伎俩。

在我拥有并帮助指导的公司,薪资最高的高管的收入,是薪资最低员工的5到10倍;而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创始人,他们还在拿自己的资金冒险。 相比之下,在企业帝国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通常是基础员工的50倍,甚至100倍,而他们的最大风险不过是失业。 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会造成严重的功能失调。 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大企业的薪酬体系被打破。 董事会醉心于治理,老板相信自己的天赋,员工忠诚度极低。 大企业往往较为成熟,并专注于削减成本、外包和自动化。 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是在破坏就业。

我不相信大政府,对大企业也没多大把握。 有时,它们的关系会让我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的结局——在那里,具有革命性的猪变得像人类一样腐败和残忍。 “外面的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大企业在全球不断扩张,寻找低成本的劳动力,从某种程度来说,增加了就业风险和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

当然,某些行业需要巨额资金,例如汽车制造或矿业。 另一些行业,例如供水,必然是垄断性的。 跨国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它们会将其传递给消费者。 因此,我欣然认同以下这一点:大企业能够有利于社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无情的整合浪潮会被逆转,政府和行业都回归到更为人性化的规模。 跨国公司不单是商业身份,更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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