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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读《政治的终结》


跨国公司既是垄断组织也是利益集团的一种,这就使其本质更加突显:惟利是图是它的本性。 它适应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代表,同时跨国公司也是私人占有制的体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信息革命的兴起,生产世界化和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适应时代潮流,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①。 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跨国公司总是试图影响政府从而改变政策以达到其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目的。 这种政治行为对其本国内的政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原因分析

在美国,利益集团的数量特别庞大,处处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声音。 戴维·B·杜鲁门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政府过程》中,把利益集团界定为“一个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通过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一定的利益要求或某种声明”②。 很显然,跨国公司就是一种利益集团。 它们试图通过影响与它们自身相关的公共政策来提高或促进集团内共同的利益。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促使跨国公司不惜重金参与美国国内的政治活动。

1.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离不开本国的支持。 不论是从资本运作的角度看还是从法人资格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的运营都离不开本国的援助。 近年来,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已经在全球经济发展与融合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但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再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直到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都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角色,以主权和边界为基本内容。 民族国家作为行为体具备国际法人资格,而跨国公司尽管亦存在一定的合法性,由于其在世界体系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缺陷,决定了其有限的国际作用和对外扩张时依赖国家支持的无奈性。

2.政府的垄断行为促使跨国公司积极参与政治。 所谓政府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特殊行业的垄断,譬如航天、国防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其二,对公共产品的垄断,包括有形的福利设施建设和无形的政策法规设立等。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所带来的压力促使其积极争取政府垄断产业经营特许权,以使其在该行业获得垄断地位具有竞争优势;而能够作为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无疑是获得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巨额利润来源。 因此,跨国公司倾向于寻求政府干预以保持领先优势,这比依靠经济策略更具竞争力也更持久。

3.跨国公司在国内也面临政治风险。 美国国内存在诸多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如工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等,他们都有各自的政治主张,并且在政治上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 任何的候选人和政党都是既需要跨国公司(或者说利益集团)的政治资金资助,又需要选民的选票支持,为此政府可能出台一些限制跨国公司的法令法规,譬如反垄断法。 除去不同利益集团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争夺外,在同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竞争,不同的公司都为获得竞争优势而向政府抛橄榄枝。 政府实际上很难对每个公司都照顾周全。 再说,政府除了要考虑经济利益外,军事安全、国际外交等都得统筹兼顾,当跨国公司的某些目标与国家全局战略目标相悖时,受损的往往是跨国公司的利益。 正是以上这些风险促使跨国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资助政党选举。

二.跨国公司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1.对国家职能的挑战。 近年来,发达国家由于不断强化、系统地进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与自由化,国家的权力受到很大削弱;与此相反,以跨国公司代表的私人企业公司、私人体制与规则的影响却日益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导致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和传播,即国家的权力几乎不起甚至起着相反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阻碍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发挥的作用。 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

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在取代“国家的世界”,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①。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但是体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学者在这一旗号下,发出了国家应该让位于市场的口号。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决策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世界经济的效率和国内的福利,国家应当把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转让给跨国公司。 而跨国公司对于任何会妨碍其发展的维持社会稳定和宏观平衡的管制性政策持抵触态度,这使得政府的职能削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2.侵蚀民主制度。 新经济自由主义导致跨国公司的权力急剧膨胀,反民主的政治私有化倾向迅速蔓延。 自由资本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资本的利益要求与民众和劳动者的利益相互排斥,一有可能,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 跨国公司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国际网络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一种“无责任的权力”,这种公司权力对于国家权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压力集团在其本国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通过政治谈判、政治游说、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着美国国内决策,使之符合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

虽然在美国绝大多数的民众都享有选举投票权,但是他们与掌控雄厚资金、拥有特别信息沟通渠道、对政治的敏感性强的跨国公司相比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无法接近立法者、接近司法机关甚至接近政府也必须组成团体,在引起政府关注与参与政治决策方面远远赶不上跨国公司。 民主是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平等为基础,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它却沦为多党制度下几年一届的选举的代名词。 民众逐渐发现所谓的政党轮流执政已经没有明显的分野了,不同政党的政策趋向并没有太大差别,政党们都成了亲工商业派。 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扶持亲公司的政党上台的作用,一方面它们以政治资助为诱饵,不断的将制定政策的当局引到与它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它们操纵媒体混淆公众视听,为工商业辩护的政治广告大量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由于美国民众对国内政治参与的热情不再,政党支持率、竞选投票率不断下降,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标志的普选制度处于衰落时期。

3.主流价值混乱。 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构架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三个关系的相对协调。 自由与民主是主流价值中的元价值,决定了其他两个关系。 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普选制的不断完善和较为严密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进入了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发展期,主流价值得到空前的巩固及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强大起来的跨国公司,却逐渐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主要依靠跨国公司来实现。 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影响着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布局。

目前,跨国公司占据着全球生产总量的40%、全球贸易总量的60%、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全球跨国投资的85%、全球研发投资的90%、全球高新技术的95%①。 随着跨国公司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对国家职能的削弱,人们开始厌倦现有美国制度的虚伪与限制,对主流价值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逐渐失去信心。 跨国公司的资本在国际见流动,人们的目光也逐渐被吸引到世界的其它国家,人们开始探讨东、西方价值之间的差异与优劣,发现西方价值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从而很多美国学者开始了对主流价值的批判与反思,价值层面的后现代主义和实践层面上的新社会运动蓬勃兴起。 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促使很多人从效忠国家的观念转变为效忠公司,这一点变化足以引起关注。

三.结论

卡尔.博格斯在《政治的终结》中并没有给出确定答案怎样去复兴政治,他希望通过复兴进步运动,重塑完全的公民权,从而达到政治的复兴。 在后福特主义(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重建,其标志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钟点工和兼职工作的兴起、金融领域的发展和投机活动的增长,大众消费的扩展,以及实际上所有东西的商品化)背景下,政治复兴需要重新考量社会与政治、政党和运动、社区与治理、地方和全球的关系。 博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公共领域内普遍的民众参与,市民社会和国内民主变革,才能想像那种需要维持的普遍公民权和面向主要社会问题的政治复兴。

虽然资本主义同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社会责任和公民权等相冲突,但博格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可能包含着政治复兴的成分,比如参与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等等。 同时,博格斯认为公民是政治复兴的必要条件。 作为政治生活与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公民需要知识、信息、参与精神,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达到“意识变革“。 博格斯认为政治复兴有赖于民众运动力量的历史性爆发,有赖于有生气的具有话语结构的公共领域。 鉴于博格斯的观点就必须对跨国公司进行规制,如何防止政治献金对美国政治、政策的影响,如何从立法上更有效的监督跨国公司的行为也正是现在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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