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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谈政商关系:“坚决不当谭嗣同”


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于2014年3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演讲中回顾了联想成立之初,由于告状导致被政府刁难,从此学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不告状。他还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谈政商关系
在如何与政府打交道方面,柳传志有自己的诀窍:要和领导都认识,但坚决不要跟他们告状。就此,他专门讲了一个创业之初的小故事向大家讲解:
  1988年的时候,联想在香港建了一个小作坊,但后来香港房子贵人工贵,就把工厂搬到了深圳,然后从香港把元器件运到深圳生产,再到国外卖。后来在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关的人,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不合适的惩罚,不谙世事的我们就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告状的结果是总署有人到深圳做了了解,了解了以后没有给我们处罚,这一件事情听着是好事,其实是不好的事情。过了几天,我们从香港运货到深圳,过关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海关的人一看是联想的车就要检查,检查完了非要让车从头回去排队。来来回回几次,我们就明白在这个地是待不下去了。从此,我懂得了原来不能告状,告了以后就是不能安全运行。
  但是怎么让他们不欺负我们?要认识领导,但是也坚决不能告状。总之我对政府的态度就是,尽量让我们有安全运行的环境,千万不要惹事。所以,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运行环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得收着点。我反正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谈企业家精神
  在谈到企业家精神与传承时,现场播放了一部《褚时健:人生没有失败》的记录短片,讲述了褚时健在经历重大人生变故之后,以74岁高龄二次创业,不辞辛劳终获成功的故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柳传志对褚时健在遭受了沉重打击后,还依然向着自己的目标冲击的精神表达敬意的同时,也为其鸣不平。认为褚时健将一个亏损的企业做大做强,非常了不起,后期确实犯了错误,但“褚先生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难道国家不该反思吗?”

对话柳传志:
      主持人:您觉得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柳传志:我觉得我们跟万科有相同的地方是。第一还是有一定的吨位,这个吨位最起码能够在世界上面在中国人面前展示,我们能够参与竞争,我们能够做的好,联想里面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关心都是认可一件事情是在中国这个计算机行业极为薄弱的时候,外国的计算机领域大军全部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那些年发展非常快,就是这种情况下一个民营小企业,一个国有民营小企业竟然能够战胜了外国的大企业。当时,中国正准备加入WTO,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打过?充分说明我们竞争的行业我们是能够打的过。后来并购IBM[微博]的成功说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进入到世界上面展开竞争,这个是一个吨位。另外,我觉得30年这个时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企业不断创新会被淘汰。能够不被淘汰能够继续发展到今天还继续在茁壮成长,这个也许还是有可称道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企业作为独立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个力量的显现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个也是会带来一个关心的命题,我们摆脱不了政商关系。王石先生说的著名的话就是不行贿。当年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现在没有多少人在对这三个字置疑,比如说,像王说远离政治,柳总怎么看政商关系?
  柳传志:办这个企业的头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期之前,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适应和应付环境。应付环境的一些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样总结。为了让企业能够安全运行。我不是特别的了解王总在具体遇到这种因素的时候怎么处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什么叫安全运行。88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小作坊,就是一个小工厂,因为国内不给我们生产批文,不让我们建工厂。所以,我在香港台湾建了一个小作坊,后来香港就是房子也是贵,人工也是贵,我们就把工厂搬到了深圳。于是,从香港把元器件运到深圳生产,再到国外卖。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是在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关的人,这个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不合适的惩罚,当时我们还是不谙世事,少不更事。所以,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告状的结果是总署有人到深圳做了了解,了解了以后没有给我们处罚,这一件事情听着是好事,其实是不好的事情。过了几天以后,我们从香港运大货车,那个时候关口少,所以每天早上排队运车那个大货车能够排2公里。海关的人一看这个车是联想的,就把这车叫出来说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都是无可非议,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从头回去排队。来来回回几次,今天一次,连续来几次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地就是待不下去了,从此,我就是学会懂得了原来不能告状。真的告状了以后就是不能安全运行。
但是,你怎么能够让他不欺负你,又能够不告状,于是就是想出很多的办法,比如说你要认识一些领导,但是不能够向他们告状。比如说海淀区,当时海淀区有一个直接管我们 女工作人员,确实对我们多次刁难,我坚决就是不告状。但是,那个时候联想已经在海淀区很举轻若重了。我就跟北京市副市长提过,有一些部门对我们不合理。我就是说一说,他再让我说细了,我就是不说了。但是我告诉他,如果我待不下去了,你得明白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他就不再问了。后来事隔一年之内,这个女士确实也是过于蛮横,最后终于爆发了。是因为我生病住院,别的同志替我主持工作,他是有一个什么要求,结果那一位竟然就是拒绝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闹起来了。我就是提前垫底了,领导也是很理解,把这个事情很快处理了。把那个同志调离开有关的单位,离我们远远的,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处理的做法就是一次可以,千万不要惹事,我跟政府就是尽量让我们有安全运行的环境,所以我们努力不惹事。所以,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运行环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是收着点。我反正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主持人:为什么柳总也是40,50岁了,也是一个不小的公司的老板,可是在政府部门里面可能一个处长,一个科长,就是能够把柳总训的服服帖帖的。
      柳传志:咱们毕竟是老百姓。

  主持人:毕竟基层工作。
  柳传志:这个话真的是不能刺激政府部门,我跟我们同志有时候就是在讲,这个是真的。当时跟科学院一些,当时联想的员工,我一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就是跟所里面谈好了。我要的是管理权限,比如财务支配权,我把税该交的利润都是交了,剩下怎么支配?所里面不要管。比如说,我们怎么发奖金,怎么做都是我们做。业务发展好,同事们收入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要跟院里面的一些有关的部门领导打交道的时候,就让大家想想,他们收入比你们差多少。人家态度不好一点我们该受。这个虽然说起来有一点怎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多人是一种方法,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既然不是这样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好的检讨自己。只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很软弱,这个确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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