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杨振宁披露:中国大学只有骨头没有血肉


杨振宁说,1971年他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中国大学的物理学教学是深入的,但是只是学习理论,好像只有骨头,没有血和肉,是不生动的,近十年来有很大改变,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变。

直觉只是直觉,需要被思考

我在1933年小学毕业,进入北平一所中学(崇德中学)念书。学校共有300多名学生,其中有100多人是住校生,我是其中的一个住校生。

学校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经常到那里浏览图书,翻阅各种杂志和书籍。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物理学家Jeans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他是1920年代英国重要物理学家,他把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使得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我当时是无法理解的,但阅读的经验非常重要,这对于我后来选择物理研究作为终生职业至关重要。

1937年由于日军侵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人不得不离开北平,经过很复杂很困难的旅行转移到云南昆明。我的父亲是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是由北方三所大学合并形成。

1938年我读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在昆明时是第二学期。由于全国学生大逃亡,所以重庆的教育部准许中学未毕业的学生以同等学历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就这样在那年秋天,没有念高三就成为西南联大第一届新生。

当时参加入学考试,物理、化学、生物我都没有念过,就借了高三物理课本在家中闭门自修。关于圆周运动加速的方向究竟是向心的,还是沿着切线方向,这个问题让我困惑很久,我的直觉和书本知识发生了冲突,在仔细考虑一两天之后才理解,原来速度是一个向量,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

这件事带给我很大启发: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但直觉只是直觉,需要被思考,形成正确的直觉,直觉非常重要,但又要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直觉被思考,这非常重要。

求学西南联大,辩论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西南联大有很多杰出教授,吴大猷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在1949年到了美国、加拿大,1960年代去到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

1942年春天,为了准备写一篇当时联大要求的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请他做我的导师。四十多年以后,我曾这样描述吴先生怎样给我出了一个题目:

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 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

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对称原理是我一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占了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在我庆祝60岁生日的时候我再次见到吴大猷先生。

1942年秋天,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那时考入西南联大的本科生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可是研究生各自算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的学生。虽然所有课程学习和考试仍然是在一起进行的。)我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的王竹溪教授,他的专长是统计力学,是他把我引导进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今天估计起来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在统计力学里面。

关于我在联大做研究生的经历,很多年后我作过这样的描述:

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学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识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衬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黄昆、张守廉和我被称作是“三剑客”,黄昆后来在物理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事半导体研究,半导体工厂、半导体研究所中有很多都是黄昆的学生,半导体研究对于国家的贡献受到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表扬过他的贡献。张守廉后来改行了,改念电机与控制论。

前几年这几位同学相继去世,回想当年和他们的讨论和辩论那是非常重要的,与同学的辩论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和老师讨论是请教问题,和同学的讨论可以是很深入,持续的。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