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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自己的利益一定要自己争取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三个世代:84一代的国企改制、92一代的民营探路以及99一代的硅谷拷贝。并不夸张的说,正是因为先后经过这三代企业家的探路,中国的政经制度才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进而有了如今这样一个甚至被诟病矫枉过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好时代。

在84一代的企业家当中,柳传志是少数迄今仍活跃于商界的一位,最近几年,他一直在谋划联想控股的上市计划。他在罗辑思维上向网友请教如何卖柳桃、与90后代表隔空对话、为李克强造访“创业大街”充当讲解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古稀之年的企业家的作为。

用彼得•蒂尔的那本畅销书来讲,从0到1的经历价值,远胜从1到N,在联想起航之时,它还是一只会在风雨飘摇中随时可能葬身海底的小船,柳传志说那时的自己不畏惧风浪,但他应该是一个船长,而且这个船上的货物“要有我一份”。

在商言商,企业家会谈到很多底线,比如竞争的道德底线、管理的容忍底线或是发展的效率底线,但是公然谈论利益底线,谈论应当如何保障自己的财富收入,这在柳传志那里,还是第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当“褚橙”和“柳桃”横空出世、再度勾起人们对于往事的回忆时,大家会对褚时健的东山再起不胜唏嘘,也对柳传志的乘时乘势感到难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作为国策,既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于财富的追求,也撼动着既有蛋糕的重新划分。处于风口浪尖之一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造,时至今日,仍有极左人士抨击那段岁月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从1984年创办联想到1994年做到过亿的营业额,柳传志的身份,还是一个企业工作者——而不是企业家——联想公司的产权,完全属于中科院,与管理团队无关,营业收入亦都属于“公款”,需要上缴国库。

在计划经济时代承担“帮助国家调节国民经济”责任的国企模式,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格格不入,团队吃着大锅饭,无论业绩好坏,其创造的收益都与他们无关。

柳传志说当时有两种解决方式,其一是加大“公款消费”的范畴,在办公待遇上改善团队的生活,配公车、给报销等;另一种,是和其他人一样,跑去香港创立“窗口公司”,做着相同的业务,养大之后就辞职下海,转移到那个民营公司去。

柳传志说,前面一个方法,会蚕食企业的发展机会,“很难成大事”,而后一条路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对不起中科院的老领导。

“就像和尚庙的小和尚给佛爷上香的时候,舀了一勺油做菜吃了,马上就麻烦了,把自己的人生给搭进去了”。柳传志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找中科院谈判,“我可以坚决不动那个油,但是一定要提出申请,问你给不给?”

在谈判之前,柳传志甚至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跟朋友说,如果谈不拢,他就辞职,然后自己筹钱创办企业。柳传志说:“刚开始创办公司的时候,我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想做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这一路走下来,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我不畏惧竞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竞争的大海里,我应该是船主,而不能只是一个船长。我不会不去争取应得的利益,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公司的长远发展,把这个企业办得不死不活。这都不是我的性格。”

因此,柳传志代表联想团队去找中科院领导主动争取35%的股份。虽然后者非常支持,但由于一些制度约束,不能直接分配股权。因此中科院给到一个折中办法,给联想的经营团队35%的分红权,即联想每年利润的35%能够以一个正常公司运作的方式分配给团队,这已让柳传志相当振奋。

随后,除了继续做大联想,柳传志也坚持着将联想作为高科技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努力。彼时,全国各地虽已涌现多起致富案例,但是在传统观念里,诞生于国家计划的生意,如果贸然被股份制拆解为“一小撮人”的产业,无疑仍具极强的冲击力。

柳传志讲了一个例子,当时中科院里还孵化过一个公司,叫做成都地奥,这个公司的一个副总到中科院开会,抱怨高管团队没有股份,而且工资也只有八千多块钱,这与他们的贡献相比非常不匹配。“谁知这话一讲呢,会上就炸了锅了。在那个年代,八千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院士们觉得:你们这些凭什么?干什么了你们就能拿八九千块钱?”

现场的激烈反应,让坐在台下的柳传志心有余悸,如果联想的改制,被中国这群顶尖的科学家反对,那事情就全黄了。

所以柳传志就在向中科院汇报之前,先借媒体向社会公布了联想的改制消息,赢得了舆论的支持——大多数国企的垄断、低效等特征,早已触怒民愤——于是,经过审计,联想顺利在北京市体改办、科技部、中科院、财政部四家单位的协同下,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再才有了今天的联想集团。

二战时期,德鲁克在受雇观察通用汽车的过程中,写出了那部经典的《公司的概念》,在他看来,为了组织大规模生产,社会结构必然随之改变,并且使得工作的个体变得渺小而缺失存在感,如果公司想要克服这个难关继续发展,就必须重视人的价值,提升人对公司的支配能力。

在开创了“管理学”之后,德鲁克主张的自由企业制度迅速蔓延到全球,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进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但是在时间上,仍然比美国晚了近半个世纪。

回顾柳传志和联想的挣扎,其现实难度极高,且中国色彩浓厚,一个从一开始就生于自由市场的西方企业家,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实现正常化的途径中需要经过这么多道坎,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翻船,柳传志的同代人——倪润峰、褚时健、李经纬、赵新先等——他们皆无柳之幸运。

我们遥望壮丽远航的巨舰联想,亦不能忘却这些折戟沉沙的先驱,是它们的争渡,驱逐了遮天蔽日的鸥鹭,让未来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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