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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大说起: 吴征拿博学位的巴灵顿大学也可以叫巴大


在网上聊天,总有人爱问你是干什么的,当我回答是学生时,他们就会问你在哪所大学。 我说我是巴大的,听的人都老大不高兴,认定我在耍他们,基本的态度分两种,要么继续问个不停,什么巴大呀,要么张口就骂,你他MA胡扯什么,哪来的巴大。 有一点他们骂对了,我姓马。 当然有巴大,如果北京大学可以叫北大,中山大学可以叫中大,为什么巴黎大学不能叫巴大?当然,吴征拿博学位的巴灵顿大学也可以叫巴大。

两个巴大只有巴掌大的区别,无非是能不能速成,要不要使钱。 在这个什么都能假的时代,扯张仿制的老虎皮做大旗,既经济实用,又合乎时尚,从环保的角度讲还应该受称道呢。 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好象都吃饱了肚子,并且吃饱后没事干似的,爱口水花喷喷地痛打落水狗,那么多的媒体放着更重要的事情不报道、更有意思的稿子不用,都集中在这屁大的事情上嚷嚷。 既然大家都爱凑这热闹,我也是普通人,就跟大家一样试试吃饱了撑的滋味,往这热闹堆里轧。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不会乱认祖宗,起码从族谱内能查到的五代十代以内的祖宗不会乱认。 远一点的倒有可能,象三国演义里那个虽比不上赵子龙长板坡八面威风但也是有头有脸的马超,东汉时说什么“男儿要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开疆扩土的伏波将军马援,元朝时写什么“古道西风瘦马”的马致远,这样的祖宗认起来也脸上有光(明朝的马三宝和尚,七下西洋的大太监郑和俺就不认啦),想必我父亲及我父亲的父亲,也会颌首称许。 但是,我不会随便认一个即便再有名气的本家做祖父,或者爷爷。 这样的话,我父亲会给我气得翘脚丫,我父亲的父亲会给我气得翘子,要是他们不是已经入土为安的话。 而如果我把五四运动时的革命先辈马骏认做祖宗,我的也叫马骏的哥哥就会一巴掌括过来,把我打得头肿脸青。 所以,我认为吴征是有一个叫做吴凯声的爷爷,既然吴征的太太杨澜在《凭海临风》里是这样写的。 而这个吴凯声,确实在民国外交史上留
有名字。 他是继陆征祥之后的北京政府驻瑞士的公使,他们之间隔着个临时****萧继荣。 吴凯声先是任****,后升任公使,在任时间为1918年9月16日至1921年4月6日(资料见《中国驻外各大、公使馆历任馆长衔名年表》,台湾外交部档案资料处编,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69)。 这位吴公使,也的确是留法学生,至于学的到底是什么,学得如何,我由于学问做不到家,无法回答。 当时进入外交界的留学生,很多是学政法的,吴凯声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路,杨澜说他后来成了上海洋场的大律师,大不大不晓得,但做律师倒是有可能。 至于其生平是否如大名嘴杨澜所铺陈的那样充满传奇和光环,我的学问还是做不到家,姑且存疑。

吴征说过他是1986年密特朗访问中国后由密特朗夫人亲自安排来到法国读书的。 他如何来旁人都不晓得,按道理他怎么说就怎么是,但偏偏有人说他牛皮吹上了天。 他到底是不是吹牛皮天晓得,我只是从我在别的方面掌握的一点相关的信息来推测这事的可能性。 我知道一位姓朱的女士,她出生于外交世家。 她父亲是南京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法语教学方面的权威,早年留学法国,也曾在国民党的外交部里任事,她的祖父则与吴凯声同辈,是民国初年的外交官,1919年巴黎和会时顾维钧的秘书。 朱女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总统德斯坦访华后来法国的。 德斯坦访华时,宴请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的老专家及早期的留法学生。 朱女士的父亲与德斯坦同席。 德斯坦总统和朱老先生谈得颇投机,邀请老先生到法国旧地重游。 老先生说,我就不去了,让我女儿出去看看吧。

于是,朱女士就来到了巴黎。 当然,拿的是奖学金,进的是好大学,不象我两年前读的什么法国语言文化深入文凭班。 朱女士学有所成,讲一口流利的法文、英文、中文,但没有什么大本事,不能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只能老老实实地支薪水。 她目前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还兼职法国有名的阿里私通公司,为中法双方的文化经济往来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 据说,南京的地下铁工程,阿里私通公司可能会中标,而朱女士居功甚伟。 所以,我认为吴征由密特朗夫人安排来法一说,或者并非完全无稽之谈。 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存疑,不能质疑,除非你能录得到密特
朗夫人的口供。 可是,密特朗夫人又能记得或者知道一个叫吴征的美国公民、中国老板吗?

我的专业是中法关系史,逮到机会的话我就会采访那些外交人物的后代。 我曾经采访过唐在复公使的女儿唐珊贞老人,陈籙公使的女儿陈润琼女士,还有前面提到的朱女士。 但我想我采访吴凯声公使的孙子、我的巴大校友吴征的机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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