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坐标


2001年初,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事先没有任何的市场推介,而作者本人,为世人所知的仅是其撰写的报告文学。 《潜规则》一出,犹如一位深山修炼多年的大侠,一下子在江湖上亮出倞世武功。 这本书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常销不衰。 “潜规则”一词,亦可视为90年代后中国民间社会最为流行的“关键词”,风行各个行业,吴思也被媒体称为“潜规则”之父。 吴思的《潜规则》和之后出版的《血酬定律》带来的巨大影响,已不仅仅限于阅读界,也不限于文化思想界,而是对一个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度影响,亦可将两本书看成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感悟历史观察现实的坐标。

由《潜规则》回溯其源流

历史,在中国从来都是一门显学,在宗教氛围不浓厚的中国社会,历史常常成为人们解决人生困惑寻找精神慰籍的资源,而古今的士大夫和知识人从历史典籍中阐发当世生存之道的著作不知凡几。 一本不到20万字的《潜规则》,在浩瀚的书海里,为什么能脱颖而出,且产生如此的影响?

我以为,原因是一个合适的人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出了一本合适的书。

先讲何谓“合适的时间”。 凡一个巨变的时代,必会带来学术思想之巨变。 以中国史学为例。 乾嘉时期,已有有识之士不满于当时为考据而考据的风气,力图从繁杂的历史资料中勾勒出一种轨迹,提高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从而对观察现实提供参照。 章学诚在比较《易经》和《春秋》时说,“《易》以天道而协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 ”他批评当时学风,“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 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 审矣!”但在还沉浸天国上朝迷梦的当时,章氏的见解无疑是曲高和寡。

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大冲击,中国社会进入到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西方的科学、哲学、政治学介绍到中国,连古老的史学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 但史学乃至经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1905年废除科举,读书人“出仕”和“学问”分为两途,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出现了。 对此,清华研究院几大导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在新史学开拓上有筚路蓝缕之功。 特别是梁任公,他首倡“史界革命”, 他“最注重的还是如何寻求历史现象中的因果与互缘关系”,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任公自撰《李鸿章传》为后学之范式。 许冠三先生将梁任公的历史研究特点总结为:“存真史、现活态、为生人”乃切中肯綮之言。 张荫麟、钱穆、吴晗这些本土成就的和蒋廷黻等海外归来的学者,承任公这一余绪发扬光大。 因此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动乱时期,能涌现出《中国近代史纲》、《中国史纲》、《国史大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苏东坡传》、《张居正大传》、《朱元璋传》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决非偶然。

1949年后,一种同样诞生于西方的史学方法一统天下,这种方法当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将学术方法过于意识形态化,就会出现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的症候。 观点先行,史料为了证明某种政治价值观而有意被取舍,活泼泼的、在史籍中律动的人物及历史细节多有遮蔽,只剩下一种概念的推演和一次次农民起义的轮回。 这样的历史枯燥而无味,一方面普罗大众对其隔膜重重、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一些专家躲在院墙内自说自话,以政治为风向标,时不时找出来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装扮一番来应景。

这块土地的史学界和梁任公等人开拓的新史学疏离三十余年之后,黄仁宇来了,一部《万历十五年》影响至今,其“大历史观”也渐为人所知,当时许多国人觉得新鲜,但厘清新史学发展路径后,就明白黄氏所本之渊源。 黄氏和其同龄人杨联陞、唐德刚、何炳棣、余英时等史家,游学西方后,本来就凿壁借光的新史学方法,和他们在西方继续接受的学术训练一拍即合。 暌隔多年后,一回到故土就显出其强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潜规则》火在世纪之交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八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的,受其影响的主要是历史学者或一些对历史有所偏好的人文社科界知识人,吴思、李亚平等日后承认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如黄氏在书中明确提出明朝读圣贤书而科甲出身的文官,有着双重性格,他们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但黄仁宇等人的作品,是主要写给西方人看的,《万历十五年》即由英文版翻译成汉文,不得不以西方读者和学人的价值取向和趣味为圭臬,读起来难免有些隔膜。 更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提供的是一种研究历史的借鉴,只可能在人文社科知识界风行。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本书尚属于“过去时”,难以切乎人伦日用。

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是时代大变化,却缺乏观察社会认识历史的理论工具,或者说连这类新概念都没有。 在此之前,社会上有过数次思想理论的交锋,但交锋者的理论武器仍然取自1949年后设立的“旧武库”,比如说最典型的姓“资”和姓“社”的争论,根本上是执象而求。 19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到世纪末,这个历程基本完成。 改革初期那种草根资本力量活跃蓬勃的势头不无存在了,国进民退,大型垄断企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各行各业的利益格局也基本确定。 其显著的特点是:权力在所有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占有绝对支配作用。 1978年至1990这一轮中,政治、经济领域出现过的许多“灰姑娘”故事,已难以再现。 多数受过一定教育、关心社会进程的人困惑、焦虑,不知道如何看这个纷繁复杂变幻莫定的世界。 很显然,还用在教科书、在官方媒体中了解的资本家、剩余价值、阶级剥削、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类的概念远不敷使用,而官方理论家所言的“特色”,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个大而空的名词,看不到逻辑的自洽和思想的渊源。

在吴思《潜规则》之前,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论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权力寻租”现象。 “权力寻租”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一定是见不得阳光的非法行为,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当多中国社会权钱结盟产生的的种种现象。

此时,吴思的《潜规则》出版,一点就透,像《桃花源记》那个渔夫,经过蜿蜒的溪流和灰暗的小路,豁然开朗,眼前别有一番天地。 人们发现,风雨苍黄数十年,这片土地表面上变了许多,但地表之下的内核,没有太大的变化。 “潜规则”、“血酬定律”的提出,让大众找到了一把钥匙。

吴思在《潜规则》中说过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官员给上司送礼基本上选在春节、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而不是五一、国庆等新节,与明清官员“节敬”所选择的节日完全暗合。 这种无师自通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化基因上的,狂飙猛进的政治运动,带来了许多新名词,但这些年新名词像贴在墙上的大红标语,总被雨打风吹去,露出来的还是斑驳的底色。

为什么会是吴思提出潜规则

一个人写出一本有影响的书,当然有其偶然性。 但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观察,能窥见因缘际会之所在。 在上世纪初,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历史与现实之流变时,我们的知识界尤其是用公帑支撑的院校,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 专业人士多数还在官方倡导、沿袭半个世纪的概念迷阵里打转,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理论尚在生吞活剥阶段。 意识形态对学术的过分干预,使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萎缩形态。 五四后成长的一代学人早已飘零凋谢,再往下一代学人,作出杰出贡献的如余英时、黄仁宇、许倬云等,多在海外或港台,和他们同龄的大陆知识人,被残酷的政治运动耽误了最好的学术年华,很难能有人有创新和突破。 自然,使命就交给吴思这代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的知识人肩上。 今日察之,无论史学还是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代人越过上一代,和五四后、1949年前那代学人隔代对接。 这也是改革初期《万历十五年》让人惊艳的原因,因为大陆之外的华人学术圈,传承一直未断。

吴思在院校之外的民间,以“黑马”的姿态杀出,有其大环境的原因,他们及时地赶上了改革开放,没有被耽误。 而本人的经历和才学也是重要原因。 章学诚在《史德》中有言:“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者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这段话,目前用在吴思先生身上,或许过于褒奖,但我以为,在他同龄的大陆史家中间,他和秦晖先生或许是最有可能三者兼有的学人。

吴思续接本土五四前后创立的史学传统并有所发展,他这代人人生经历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吴思和秦晖、王小波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大陆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插队经历,青年时期被高歌猛进的伪理想主义风潮裹到最基层,一方面,宏大的、崇高的词汇把社会装扮成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时代,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人与事的运动,无不或明或暗呈现出历史上固有的规律,无非换个说法而已。 人生的巨大变迁,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对被“极左”泡沫掩盖的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的情况,有了清新的体认。

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耽误太久,很快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前几批大学生,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没有了他们上一代人的缺憾。 吴思没有受盘踞学校几十年的观念、秩序、文化的污染和侵蚀,继续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应,所以知人论世,反而比呆在学院里的专家更真切,也更能获得大众的认同。 吴思叙述他做新闻记者时,报道过中原某地官员把平价化肥批给关系户后,上面动静很大要求处理,但最后这类事情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他意识到,“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 ”所以梁任公说:“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 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的精神。 ”

由于大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契合,吴思经过岁月的磨砺和思考,终于获得一种海外华人学者不可能有的体认-----他们,更多的是在史籍中认识传统中国。 吴思在《我的极左经历》最后一节《如今了然识所在》中说道:“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的惊人相似。 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 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 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 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就是夺取皇家贵族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 社会主义,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 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均未在中国发生。 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他们控制和驱使。 这种官家说了算的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官家主义。 ”

《潜规则》出版已8年的今日,再来翻阅这本书,或许认为其中某些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吴思的一些论证在史料上和逻辑上还可以更加严谨。 但任何一本书总是会给其他人留下挑刺的余地,没人能做到尽善尽美。 无论有何种遗憾,不能否认《潜规则》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突破官家史学大一统局面的时代,一个走出院墙贴近土地回归新史学传统的时代。 从此,民间读历史写历史借鉴历史的热潮,不尽长江滚滚来。
好。
看看,谢谢。
与大家交流分享,建立自己的智慧库。
一家之言,做个参考时可以的
厉害  
对头
早就听说了,下下来看看。
谢谢了,听你这么一说值得看
bhiihbphnhniphipipihhukokomoml
一本值得思考的书!!!!!!!!!!!!!!!!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