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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之争,表面是“业主”与“管家”的矛盾!


  于 2012-4-29 04:21 编辑

这两个人我都不熟悉,只是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他们的争端以及9月28日股东大会投票的结果,再就是网友们诸多的评论。 怎么评价这件事?有许多精彩的评论,但我自己确实没有想清楚。 没想清楚还要说几句,只是感想,不是评判,不当和不深之处就难免了。

    我的一个观点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企业内部最核心的矛盾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矛盾。

    一个是“业主”(所有者),一个是“管家”(经营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不那么容易。 “业主”授权不够,“管家”难有作为;“业主”授权过大或放任不管,“管家”可能尾大不掉或自行其是。 “管家”没有责任心,经营不力或经营失当,损失的是“业主”的财产,“管家”私心过重,则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偏向经营者的利益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或者因为业绩着著而自己所得不够而心理不平衡,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另想“补救”办法。 我所在的一个社团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会里办的企业交给一个人去日常经营,时间长了,他就生了“歹心”了,企图全部占有会里的财产,由于事先戒备不够,发现了,要纠正并不那么容易。

    在现实中,业主和管家又呈现复杂的情况。 首先,业主会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企业是一个业主,有的企业是多个业主;多个业主的企业又有不同,有的是一个股东绝对控股,股份在50%以上,有的企业则是一个股东相对控股,只是股份最多而已,并没有超过50%的股份。 国美的黄光裕就是相对控股,只占32%的股份。 管家和业主的关系就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一种,一碗水端平,管家身份的董事会兼顾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一种,董事会偏向大股东而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中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就是防范出现这种情况的措施);一种,董事会和大股东不和,联合其他股东与大股东较劲。 国美就是这第三种情况。

    企业中,业主和管家的一致和和谐都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两者的不一致和不和谐,都会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也是企业家们最应该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家族企业尽管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还能够得到存在和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好地解决业主和管家的矛盾,因为在家族企业这两者是一家人。 为了适应现代化,家族企业跳出家族的圈子,它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也是这个问题。 中国的农耕文化中缺少合作基因,又反对差别,更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我想这是中国企业家应该从国美事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教益。

    黄陈之争有一个情节很值得注意:在9月28日以前,网友就此事发表的意见中,大约有70%的网友支持黄光裕,认为黄胜券在握。 但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却与此相背,黄的五项提议四项被否,最关键的是陈的董事长职务没有免掉,基本上是陈胜黄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很值得研究。 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道义和利益的关系。

    网友评价的主要标准是道义。 网友认为,陈辜负了黄的知遇和信任之恩,依托外国资本,对创造了中国一个民族大品牌而现今身陷囹圄的黄光裕落井下石。

    股东们的主要标准则是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贝恩这样的外资自然不希望国美由黄家一家说了算(姑且不论它也许有控制国美的野心),其他小股东其实也了类似心理。 况且,在黄出事之后,在陈晓的运营下,国美并没有出现大的滑坡,而黄光裕新推荐的接替陈的人选,大家还不认可。

    道义和利益,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最有决定性的两种力量。 道义是崇高的,受人尊敬的,它的力量是弹性的,是长期才会起作用的。 利益是实惠的,受人追逐的,它的力量是刚性的,是立竿见影起来作用的。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生活中道义和利益,而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宏观意义上的道义和利益。 从历史发展上看,两者不是平行刚性,利益属于经济基础,道义属于上层建筑。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给巨大反作用于基础。 就这种意义上讲,道义反映的是社会宏观的利益。 )

    从一个人讲,道义的追求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所有光辉的形象几乎都是拥有道义的形象。 钱再多,缺少道义,也会受到人们的唾骂。 这是盖茨、巴菲特大力搞慈善事业的原因。 利益的追逐是生活需求,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实际支配资源的力量,是生活改善的基础条件。 道义和利益是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问题是怎样认识和处理道义和利益的关系?社会上基本上有这样几种人:一种人,重道轻利,被称为君子或圣贤,我们现在称之为英雄模范、先进人物。 一种人,见利忘义,被称为小人奸贼,严重者成为罪犯(已经抓起来的叫“罪犯”,没有抓起来的叫“犯罪”)。 一种人,道利并重,道利统一,象孔子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一种人是少数人的标准,不可能在全社会实际推行。 第二种人,追逐利益而不讲道德的人不少,但严重到触犯刑律的人没那么多。 第三种人应该是多数人的标准,可以在全社会推行的标准。 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复杂的,总有人见利忘义。 30年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金钱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政界、企业界,还一般老百姓,见利忘义的事情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了。

    我们需要大力宣传道义的力量,要告诉企业家和所有人,做小事可以靠才,做大事必须靠德。 一时成功可以靠才,持续成功必须靠德。 但是,也必须看到,简单地用道义去谴责或教育那些见利忘义的人,并不总是有效的,甚至常常是无效的。

    我在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悟出了一个链条:“质量问题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法制问题——法制问题是执行问题”。 你用道理去教育那些搞假冒伪劣的人吗?无效。 因为谁都知道搞假冒伪劣不对,但他为什么还要搞呢?因为利益驱使。 因此必须靠法制,靠法制的认真执行,让搞假冒伪劣的人不得利益,甚至倾家荡产,让搞好质量的人能够获得应得的利益才会有效。 这就是为什么修改质量法和我为什么持续提倡搞品牌的动因。

    解决道义和利益的矛盾必须靠第三种力量,那就是法制的力量。 孔子说的“取之有道”的道,我觉得并不仅仅指道义,此外还有两层更重要的含义,第一层是道理的“道”,即事物的基本规律。 第二层是渠道的“道”,即做事的基本规范,也就是各种制度,包括国家的宏观制度,企业的微观制度,还包括各种层次的战略和策略。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好人更容易办好事,使坏人不容易办坏事;坏的制度使好人不容易办好事,但可以使坏人容易办坏事。 所以,我们应该更下力研究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制度)。 制度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杠杆和标志。

    我认为“道”还应包括战略和战术。 因为它们是动态的“道”,行动中的“道”。 战略和策略是把基本道理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道”。 正义的力量为什么有时候战胜不了邪恶的力量?并不是因为它不正义,而是因为它犯了战略和策略的错误。 抗日战争,中国打日本侵略者是正义的,但如果不采取持久战的战略而采取速胜论的战略,肯定要失败的。 做企业,做经营,用人,可以说做任何事,都有大大小小的战略和战术问题。

    黄光裕和陈晓都追逐利益,但黄在道方面失误,违反了国家的道,因而获了刑;在国美发展战略和策略这个操作的道上面也有失误,因而造成自己创始的企业自己不能有效控制。  市场经济体系就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其发展方向就是使道义和利益越来越能够趋于一致,但永远不能完全一致。 利益是火,道义是水,人的智慧不是使两者没有差别,而是利用两者的差别和制约达到自己的目的。

    企业家的本领也应该是这样提高的,使自己的行为越来越能够做到道和利的一致。 人们尊敬的大企业家就是这样出现的.当然,就个人来讲,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 是宁可做清贫的君子,不做发财的小人;是宁可做发财的小人,不做清贫的君子;还是争取做发财的君子,始终坚持发财有道,人们自己去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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