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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减缓只是表象,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危机


经济增速减缓只是总量变化的表象,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外需大幅下滑与结构转型滞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突出暴露了我国东部制造业的危机。 海量的东部民营制造企业集中于狭窄的、传统的竞争性行业。 其他基础和重点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部门都被行政垄断企业所垄断。 房地产被政府通过数量控制和信贷控制打压。 与之相联系,股市不景气也颇有时日。 在传统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却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环保压力加剧,原料价格上升。 很多民企随着外需急剧下降,其经营难以为继。  

我国今年二季度GDP增速首次"破八",从8.1%降至7.6%。 更多经济放缓的信号也相继传来。 比如用电量增速大幅下滑甚至用电量减少就是一个核心指标。 今年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8%,增幅回落6.25个百分点。 1至5月用电增速低于3%的有辽宁、吉林、浙江、重庆、甘肃等省市,5月当月用电负增长的有三个省市:上海、湖北和江西。

经济放缓较为严峻,已到了引起政府高度警觉的程度。 中央银行在6月8日和7月6日两度降息。 温总理上周末专门考察成都,并在那里主持召开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

"新36条"或是画饼充饥

政府和国企的职能是辅助性的,需要通过立法列举,国企的设立与运作尤其需要作为例外事先立法通过。 我国的民企的市场进入方式是:政府允许进入多少,你才能进入多少。 最近的大量"新36条"实施细则同样反映了这一统制风格

我国中央银行最近的两次降息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降息是否能够促成今年3月份两会提出的全年GDP增长7.5%的目标,是个未知数。 大量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大问题,但降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降息不能激励银行向缺钱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反而会让银行对民营企业更为惜贷。 不过,降息不妨碍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向银行借入资金,然后通过一定的渠道向民企"转贷"信贷资金。 当然,降息有利于减轻那些本来就能获得贷款的那部分民企的贷款成本,从而改善那些民企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降息的综合效应总体上会刺激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铁律。 但是,这种刺激会有时滞效应。 这种效应可能要半年,甚至1到2年才能显现。 这样看来,政府现在以降息方式调整货币政策,不能对今年的GDP做出实质性的拉动。

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政府同时启动了财政刺激政策,加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基建项目。 每一轮增长趋缓,扩大财政投资成了政府屡试不爽的撒手锏,成其为惯例。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同时会提出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政策。 而且这也成了常例。

这两种常例的差别在于:扩大财政投资是政府所偏爱之举,得到了不折不扣的、甚至扩大化的推行,而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往往为情势所逼,出台之后往往被束之高阁,其执行举步维艰。 2010年政府提出全方位开放民企市场准入的"新36条",但一直未能执行。 今年政府提出各种实施细则,并强调要改善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 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得到贯彻实施,是否仍然属于画饼充饥,我们仍须拭目以待。

上述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组合体现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统制经济风格。 凯恩斯最雷人的名言就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但是,这种统制基于相机抉择,即基于不断变换短期操作,疏忽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企活力的保持和增强。 相机抉择也因为力保总量目标而不断改变政策重点,导致个人产权往往因为政策缺乏连续性而受到侵犯。 在这种统制经济里,民企活得没有尊严。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企即便遭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要舒适得多,其处境仍然要有尊严得多。 民企的市场进入没有禁区,不需要事先列举;而政府和国企的职能是辅助性的,需要通过立法列举,国企的设立与运作尤其需要作为例外事先立法通过。 我国的民企的市场进入方式是:政府允许进入多少,你才能进入多少。 最近的大量"新36条"实施细则同样反映了这一统制风格。

依赖财政扩张确保GDP是饮鸩止渴

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 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 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看来今年确保GDP按照预期目标增长仍然需要依赖财政扩张。 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其结果就是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公权越来越大,国进民退日益严重;私人投资挤出,结构调整滞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改委现在能够审批的、需要大量财政投入的基建项目越来越少,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 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 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经济增速减缓只是总量变化的表象,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外需大幅下滑与结构转型滞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突出暴露了我国东部制造业的危机。 海量的东部民营制造企业集中于狭窄的、传统的竞争性行业。 其他基础和重点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部门都被行政垄断企业所垄断。 房地产被政府通过数量控制和信贷控制打压。 与之相联系,股市不景气也颇有时日。

在传统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却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环保压力加剧,原料价格上升。 很多民企随着外需急剧下降,其经营难以为继。

无论是对于转型还是升级,它们大都缺乏资金、经验和技术。 它们中大量企业将选择退出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承接一部分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是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与东南沿海虽然有个落差,但存在联动效应。 沿海工资上涨也会带动中西部工资上涨。 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也在大幅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大量东部民营制造企业一旦无法转型或升级,就会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 如果再算上很多待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无异于雪上加霜,无疑将加剧社会动荡。

政府需要从现在开始为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延长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制造业优势,首当其中就是需要减税。

减税意味着需要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尤其是政府投资规模,要尽可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这里减税不要仅仅作为一种政策,而是要作为一种低税制度来推行。 中西部地区的很多企业税收负担也许因为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较之于东部地区要轻,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收费可能不会少,税费总负担不一定轻,尤其是在新来投资者减免税优惠期过后。 中西部部分县市还存在对外来投资的民企"关门打狗"的做法。 低税体制以产权保护和法律安全为支撑。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不调整结构很可能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根本。
结构调整不能从以后开始,而是需要从现在开始。 不是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做法就能简单强行推进的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不调整结构很可能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根本。 结构调整不能从以后开始,而是需要从现在开始。 不是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做法就能简单强行推进的,而是需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足够的自组织发展空间,以市场自组织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

一是要减少金融管制。 很多民营企业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想转型或升级都没有钱。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才开始,但光有一个地方的试点还远远不够。 温州的金融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都是可以实施的,各地完全可以效仿。 这些减少管制措施虽然很有意义,但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减少金融管制,比如在金融机构进入方面以核准制来替代现有的审批制。

二是要减少经济管制。 比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行业,打破基础和关键产业以及地方公用事业部门的行政垄断,打破进入壁垒,不仅要真正全面落实"新三十六条",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经济风格,保持在所有领域放开民企的准入,而国有企业只允许作为例外,在列举的活动范围内运作。 要控制政府财政投资,扩大民企投资。 以此为民营企业发展增进空间和活力。

三是要强化产权保护,结合上述减少管制措施,推动技术进步。 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只要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减少管制,民企才有可能在中长期的发展中大幅推动技术进步。

四是要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可以通过集聚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有利于创造更大的就业和增加值。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直接缓解我国制造业所承受的就业和增长压力。 2008年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77%和69%,我国只有40%。 美国和德国制造业比重分别为22%和30%,我国为49%。 考虑到美国现在还在设法"再制造业化",大致可以把德国的三产和二产比重看作为我国将会发展的方向。 这样长远看来,我国服务业还会有近30个百分点的发展。 服务业大有发展的空间。

所有这一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自组织地实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由此推进我国的产业转型。 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质性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国大力推进体制转型。
本帖最后由 VC 于 2012-7-28 07:06 编辑

从美国“打败中国制造业”的豪言壮语说起

  两个月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在中国投下了一枚警示弹。 读罢此文,
或许不少中国的高层官员正在办公桌前来回地踱步思考。

  这篇题为《为什么说现在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于2012年1月发表于美
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声称未来20年美国将在制造业上“打败中国”。

  文章说,过去“美国一直十分担心他们在制造业方面输给中国”,但“这一局势很
快将会改变”,而重塑制造业竞争面貌的“利器”,将是三种以指数倍方式快速发展的
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数字化制造。

  “这不是虚张声势,是中国制造业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在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锦华看来,这番“豪言壮语”正是美国对中国下的战表。

  陈锦华随后以《论制造业》为题,在《人民日报》( 2月20日)撰文指出,发达经
济体的趋向表明,他们已经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重振制造业,并
已初见成效。

  美国、日本近来试图重振制造业的种种举动,共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未来十年
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夺回制造业的十年。 这让目前产值处在全球第一的中国
制造业有了危机感。

  据经济研究和咨询公司报告,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
%,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
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当然,这些优势都只是就数量而言的,尽管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但也足以导致美国
对“制造业外移”现象的担心。 用奇点大学学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Vivek
Wadhwa的话说,过去中国通过补贴、廉价的劳动力、宽松的法规等诱惑力方式,紧追美
国工业。

  陈锦华还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年多前,即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硅谷的头面人物在加州共进晚餐。 奥巴马问,苹果公司去年出售7000万部iPhone手机
、3000万台iPad平板电脑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几乎所有部件都在海外制造,“为什么
不回到国内进行?”乔布斯答:“这些工作回不来了。 ”

  为这个故事注解的花絮更耐人寻味。 就在新开发的iPhone摆上商店货架的几周前,
屏幕被重新设计,迫使一条装配线不得不彻底改造。 临近午夜,新的屏幕抵达中国的一
家工厂,领班叫醒8000名工人,每人分得一份饼干和一杯茶,半小时内开工,把新屏幕
安装到手机上,96小时之后,工厂的产量已经相当于每天组装10000部iPhone。

  这位苹果公司的前任高管说:“速度与灵活性是令人惊叹的,没有任何美国工厂能
够与之媲美。 ”作为中国制造业整体形象的一个侧面缩影,这种“速度与灵活性”也是
中国制造业之前和眼下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但这种竞争力是否可持续呢?去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计划在3年内安装
100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工。 这些机器人将重复、机械地生产世界上最流行的消费电子产
品的电路板。 “但即使是这些机器人和电路板,也将很快过时。 ”Vivek Wadhwa说。

  他认为,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结合后,将给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美国企业家将在本地设立工厂,设计和制造出种类繁多的产品。 “当金考公司还在纸
上做2D数字印刷的时候,我们已经利用公共印刷设备TechShop来印刷3D产品。 中国怎样
去竞争?”

  其实,中国也并非毫无对策。 美国人提到的“三大利器”,和眼下中国政府极为重
视的智能制造装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尚属于“新概念”范畴,
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尚未被市场充分发掘的金矿。 根据工信部已经发布的定义,智能制
造装备是具有感知、决策、执行功能的各类制造装备的统称。

  据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内容已基本敲定,各部委会签
进度只差最后一步。 如果以“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路线图”为关键词“咨询百
度”,在搜索结果的首页甚至可以找到,以“九、八、八、六”四个数字为核心的详细
内容。

  至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发展目标,其实工信部也已经透露。 在2月15日发布的“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系列解读材料(十八)”中有这么一句话:“到2015年,力争将我国
机械、冶金、纺织、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产业所需智能制造装备的本土化保
障率提高到30%。 ”

  陈锦华眼下的担心是,规划已有,但尚未落实。 “现在,中国认识这个严峻形势的
人并不多,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缓慢,工信部系统有300多种相关技术研发要与企业逐
一衔接落实。 ”

  他的建议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各类优秀人才、实力基础和
市场机制,应当勇挑重担,在新能源、新材料、重大装备、电子数字技术、人工智能、
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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