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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行为经济学:你觉得娼妓在中国应该合法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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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性工作者和性消费者的歧视和打击都没什么道理。 淫家不偷不抢不骗,双方自愿,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也应该算是劳动人民。 每个人都有性欲,但显然将性享受限制在婚姻之内,完全不能解决人类的需求。 所以甭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资本家,都会有这种需求。 既然性完全可能在多人之间发生,那么娼妓的合法化才可以严格对娼妓的业务实行卫生监控。 否则,地下状态的淫业既然根本无法消灭,那么性病就因为其地下而无法监控。 与此同时,还会产生诸如黑社会等犯罪。  

我党干部以为他们可以不要钱就有性服务,所以在打击娼妓方面不遗余力。 其实不要钱的东西最贵。 君不见最近又有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地倒在了建筑商的糖衣炮弹之下,葬送了书记的大好前途。 娼妓合法化后,我党干部就不必这么提心吊胆了。 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去消费,就跟儿童会去迪斯尼一样,太正常了。 那时候网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high了。

也许是担心近墨者黑的缘故吧,在娼妓这个“最古老的行业”里,一直缺乏相关的产业经济研究。 以往这种因噎废食的状况,现在终於被打破了。 即使是在一流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也出现了堂而皇之的名为“娼妓理论”的学术论文,而且对娼妓的研究更有日益成为显学的趋势。 作为娼妓合法化的鼓吹者之一,我感到有责任对该理论进行一番评述和发展。 尤其是当下娼妓产业在中国正以朝阳产业的势头步步高升蒸蒸日上地成长的态势下,更应将此事列入议事日程。 据说即使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就业人数也已经达到了20-30万之众。 依此类推,全国的“小姐”应该不在千万以下,实在是没有再予以忽视的理由了。  

当然,既然要作学问,就要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 可惜定义娼妓似乎并不简单。 如果因袭传统,将娼妓定义为“为钱而进行性交的当事人”,恐怕就有将娼妓扩大化的可能。 因为据我所知,在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许多法定婚姻中,也存在“为钱而进行性交的行为”。 据说最短婚姻的世界记录只是一个小时,这几乎等于一次纯粹性交易的平均持续时间。 目前在国内,据说“闪婚”也非常流行了。 据我所知,最短的闪婚,从相识到结婚,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如果“闪婚”导致”闪离婚“,这“婚”的动机就很可疑。 考虑到我国农村素来也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因此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地说,“不为钱而进行性交的行为”,现在毋宁说只是一种规则的例外。  

还有人建议将性伴侣的数目作为考查和鉴定娼妓的主要指标。 根据实证研究,如果该数目位于40-23000人次的区间内,其当事人就可以被鉴定为娼妓。 但用这一指标来定义也有问题,因为这有将中国历史上的各位圣上、部分高官、个别军阀及其家眷划归青楼的危险,显然不太符合中国国情。 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将娼妓定义为“不以生育而以赚钱为目的的性交行为当事人”。 虽然据我所知在许多婚姻中,夫妇双方也有不要子女的情况,而中国深圳的“二奶”阶级,作为现代娼妓的一个变种,却往往为了取得香港的居留权而期盼生儿育女,但这总可以看成是一般规则的另一个例外情况。  

在此定义上考查,我们会发现娼妓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以年青妇女为核心的高收入产业。 在这个产业里,正规教育与投资回报递增且呈正相关,但收入曲线随着就业人员的年龄增长而下降。 尽管如此,该行业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收入阶层。 高级妓女的每工作日(因夜班较多,故含加班补贴)收入在欧美国家可以达到1000美元以上,在阿拉伯产油国则高达2000美元。 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娼妓的收入也远远高于政府公仆的薪水,更比同等非熟练工人工资高出数倍。 这些虽然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要进行实地考察并取得统计资料却非常困难,一不留神,还有误入白虎节堂的危险。 这点本人就有亲身的体验,但因事关名节,所以这里不提也罢。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尽管娼妓目前往往在发达国家合法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合法,但发展中国家在娼妓产业的就业人数和比例却要远远大於发达国家。 这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该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下述几个要素决定的:

1。 剩余男子数量。 所谓剩余男子,这里是指有性能力和性要求却不能达到充分满足的男子数目,比较文雅的说法是寡男,乡下人则直称其为“光棍儿”。 虽然理论上讲男女比例应该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男子对性的要求一般大於女子,而且男子的性要求可以一直维持到老年,因此导致男子对青年女子的性要求数倍于青年女子对男子的性要求,导致婚姻市场失去平衡,以至于要求有年青女子从事娼妓产业来加以补充。 由於对女婴的歧视和人为的迫害,这种失衡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  

2。 贫穷和收入分配状况。 这里的贫穷包括女子和男子的贫穷,但二者皆导致娼妓的供给增加。 因此在穷国男子招妓的比例一般占男子数的10%以上,远远大于富国男子招妓比例的3%。 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则会加剧娼妓的供给和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娼妓制度其实是对富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和对穷人实行的一种变相的一妻多夫制。 因此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穷国,这种一夫多妻制和娼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要素。  

3。 道德观念和文化差异。 娼妓和嫖客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太好,而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这种对娼妓的歧视近年来似乎有逐渐减轻的趋向,而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其歧视程度也明显不同。 中国历史上醉酒青楼的诗人骚客不去说了,曾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罗更坦承其有招妓的经历,似乎也没见有多少卫道士出来横加指责。 况且名誉这事似乎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对於穷人,饿肚子显然是比丧失名誉更为严重的事情,因此我们历来有笑贫不笑娼的传统。 在经济学上,我倾向于把娼妓看成是与家庭主妇在性交活动中的一个竞争者,因此只应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评估,不宜对其道德水准作过多的指摘。  

4。 婚姻市场状况。 一般而言,出嫁是当娼妓的机会成本。 职业妓女结婚的前景很小,前职业妓女即使后来结婚,其市场评价也会比淑女差很多,所以必须要用较高的报酬来补偿其失去的作淑女待嫁的机会。 但人口的频繁流动可以便利“小姐”们伪造历史,也就是说,甲地的婊子可以到乙地扮演淑女,并可能最终在丙地立个牌坊。  

因此,娼妓产业的繁荣与否一般与婚姻市场的繁荣与否呈负相关,而与人口流动或迁移的速率呈正相关。 在一个推崇性解放的社会中,职业妓女数目会逐渐减少,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自由流动的幅原辽阔的国家的娼妓数目和比例也会较大。  

如果上述假说成立,鉴于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以及中国男女性别比例日益扭曲,再加上中国城镇化速度逐渐加快,中国日后娼妓的供给情况将呈递增的趋势。 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和民间都应该正视这一点,并考虑采取相应的对策。
经济学家与妓女的贡献与作用比较

经济学家真是倒霉,不是被称之为“狗”,就是被称之为“戏子”,这不,现在内部又起哄,称某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接着又有一哥们说:“我就是经济学家。 在中国,可以称为经济学家的,至少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 ”这丫的说的没错,某国的经济学家确实不少,犹如过江之鲤,就和目前的妓女(该叫性工作者才合适)从业人数一样多,分为两大组织,主流的,非主流的,专业的,非专业的,无论在怎么继续细分,其本质基本一样。 都是在做奉献,一个奉献思想,一个奉献肉体,都在索取回报,一个索取名利双收,一个索取利益丰厚,都有负效应存在,一个被骂,一个不但被骂还容易感染性病。 经济学家与妓女的贡献与作用比较咱就侃侃,看现在也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古今中外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妓女是否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呢,因为他老人家当婊子还给自己立了个大大的贞节牌坊,地球人都知道,就是《道德情操论》啊。 咱先说妓女的贡献与作用:

妓女(prostitute)是俗称,学名叫“性工作者” (sex worker),现代人往往把其与卖淫联系在一起,《辞海》解释说:“妓女,旧社会被迫卖淫的女子”误解啊误解,这种解释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其实若从语源看,这怎么能是卖淫呢,应是以“歌舞”为务嘛,许缜《说文解字》云:“妓,妇人之物也”段玉裁注曰:“今俗用为女伎之字。 ”魏人张揖《埤苍》释“妓”为美女,隋代陆法言的《切韵》释:“妓,女乐也。 ”据说这职业挺古老,人类社会自进入氏族社会私有制初期就已经有了这行业,《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盐铁论.力耕》:“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 ”可见妓女产业之发达。 据闻上世纪印度的两个妓女还曾竞选国会议员,还曾观赏《妓女竞选总统记》一剧,可见地位也在提升中,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惊叹: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伎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和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的国产宗教神道教中,原始的性祟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而日本的思想启蒙者成了万元钞票头像的福泽谕吉曾说过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 一下子将当时妓女的作用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 至于作用嘛, 有好事者总结如下:

1,促进社会再分配,某国的现行体制对财富的分配是极之不公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如果没有妓女代国家进行一次有效的再分配,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安定团结。 社会上许多人手中多余的钱,通过妓女这个渠道,分配到了需要者手中,而且数额巨大。 可以说他们做了政府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2,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落后地区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资金。 而妓女们多来自不发达地区。 其在城里赚的钱,约有一半汇了回去。 在沿海地区,每逢节日邮局都要排队汇款。 不要以为是南下打工的人在汇,其主力军是妓女。 因打工者一月几百元,自己都不够。 加之文化低,多在港、台企业做简单工作。 老板克扣厉害,有的一月下来还到欠公司的钱,又那里有闲钱寄回家。 某地有年统计外出人员寄回家的钱约250亿。 极大地支援了家乡建设。 估计至少有200亿是妓女的功劳。 其实回乡的钱还不止这个数。 因为妓女几乎每年都要回家一次,大部分的钱是她们亲自带回去了。 她们对国家机构之一的邮局,多少还有一些畏惧。 如非不得已,是不会选择邮局汇款的。 遗憾的是,这部分功劳就难以统计了。  ?  
落后地区不能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观念落后,可以说亿万财富都埋葬在落后的观念里了!国家虽然不断的宣传,但收效甚微。 盖因扶贫办的官员们,都坐在城市办公室里想当然。 即使偶一下去,也不过是蜻蜓点水。 民众总是耳闻不如目睹,目睹不如身受。 而妓女们正可以让他们耳闻、目睹、身受全有。 试想一下:当妓女们衣锦还乡时,(这些衣服其亲人只能在电视里看到。 )民众是否有种眼前人即画中人的感觉,真是美梦成真了。 当她们将花花绿绿的钞票拿出来时(其中自不乏港币、美圆、英镑),她们的家人就看到了世界。 妓女们无意识的为她们的家人带去了比钞票还要珍贵的现代观念。  
妓女们不但是新观念的传播者,也是新观念的实践者。 大部分妓女最后都会回家嫁人,她们已不满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必然要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她们做得到。 可以说她们在市场经济方面的造诣,比那些只知舞文弄墨的经济学家强得多。 因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可见她们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有用的。 ??  

3,稳定了家庭,许多人以为妓女破坏了家庭,其实不然。 我国的家庭并不稳固。 以爱情为基础建立的家庭少之又少。 许多人无法在家里获得性满足,这在过去就会造成离婚,而现在可到妓女处解决,就使得性和谐在家庭生活中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人也不必为此离婚了。 有些家庭本来就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早就想离婚,只不过用妓女做导火线而已,试看一下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明知是妓女还要娶回家的。 所以说妓女破坏家庭是假话,是借口。  ??  
4,传播性知识,促进某国计划生育,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性教育十分贫乏,很多人对性技巧所知甚少,对避孕套的使用也不得而知。 这些都可以在妓女处学到。  ??  
5,为实现具有某国的特色XX主义的基本任务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某国的特色XX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妓女们正最广泛的满足了男人们的生理需要。 具统计,某国仅美容美发行业的从业人员已近千万,如果加上歌舞厅,桑拿房从业人员和路边的流莺。 某国可能有2、3千万人在从事妓女行业。 就算十个嫖客供一个妓女,全国就?/SPAN>2、3亿人嫖鸡。 这应该是全国的成年男性了。 当然外国人也帮衬了不少,他们大约能以一抵十。  ??  
6,发展了经济,前面说过某国约有2、3千万人从事该行业,解决了不少失业问题。 使某国改革减小了阻力,这就是某国执政党为什么没有被赶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创造的产值很大,以一个人每月五千计,一年工作十个月,全行业一年的产值约为1万亿,恐怕是产值最高的行业了。 难怪美国统计的某国国民生产总值那么高,要把其看成发达国家,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建议某国入关后优先考虑保护发展该行业。 请某国政府认真考虑。 至于其拉动的GDPA和其他行业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说是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7,促进了社会平等,过去能和几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现在2、3百元乃至几十元几元就行了。 高层的人可以,你也可以。 说不定你来时他刚走。  ??  
8,服务业的典范,某国的服务业水平不高,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不好。 而妓女这个行业例外,其质量和态度都好。 如果考虑到妓女们的收入,往往较其服务对象的收入高就更加不容易了。 真把客户视为了衣食父母。 夜班、超时工作从无怨言,而且收费合理。 当然还和某国的生活水平不相当,有下调空间。 但和做同样工作的明星们比 -她们搞一次至少要两、三万,还是便宜的。 行业员工的素质很高。  
通过上述好事者的分析, 妓女的社会功能重要程度也是很重要的,但也有弱化的缺陷,比如说, 妓女的社会功能从历史上看,显然要广泛得多。 古代妓女对于诗词文化的传播、广义的娱乐以及社会交际功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余音缭绕延续到近代。 而现代的妓女大多“直奔主题”,去除了许多繁文缛节,真真是单纯的性劳动了。 其实,这也可能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吧?难怪在俗文化中的顺口溜说:
活思想,多宣传,无私奉献数欢场;
一不偷,二不抢,一切献给X X党;
无资金,无贷款,自带设备搞生产。  
不占地,不建房,工作只要一张床;
无噪音,无污染,紧要关头小声喊;
不添女,不生男,不给国家添麻烦;
活经济,增影响,积累资金求发展。  
态度灵,技术精,挣钱方式要扪清;
你舒服,我高兴,都要满意才稳定。  
我规矩,你谨慎,让你老婆当陪衬;
你出钱,我奉献,都是为党作贡献。  
我三陪,你三讲,都是紧跟咱们党;
你多讲,我多陪,咱两还分谁是谁;
你弄虚,我实平,保证领导回头看。  
你买单,他打炮,帮你奉承大领导;
你当官,我发财,若想温柔你也来。  
趁年轻,多积累,莫学前辈常后悔;
不唯上,只唯实,首长教导我合适;
大实话,我敢讲,我也够格X X党。  

现在分析经济学家的贡献与作用: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理论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对经济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经济学及其他科学已有的知识存量(它决定着供给)。 经济学中通常把市场定义为供求双方交换活动的总和。 市场概念的核心是供求双方的交换活动。 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要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成为得以记载下来的学术思想。 国内有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研究物质市场的同时,对思想市场也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全文摘抄:

1、思想市场最大的特点在于需求者向供给者支付的报酬往往是非货币性的。 生产思想产品渴望得到什么报酬呢? 发表学术专著,可能获得丰厚的稿酬,这是货币性的收益,在非货币收益中,经济学家所追求的主要是个人(有时也可能是个人所隶属的某一社会群体,该群体可以是小组、学会、阶级、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声誉、声望和荣誉,包括在世界范围中的声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声誉,以及专业学术团体中的声誉。 美国科学史专家R?K?默顿指出:“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 ”科学家们“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在一种社会声望和知名度不断增长的领域内获取成就的状态能得到改善” 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愿意匿名发表他预期将带来声誉报酬的论著,当这种事情确实出现时,并非因为作者不看重声誉,而是因为真名发表可能会给他带来各种负面效果,比如阿名就是此类人。

2、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产品的需求者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  
公众之所以成为经济学思想产品的需求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往往对一些经济现象感到难以理解,需要能解释这些现象的通俗化的经济理论(而通俗化的标准则随着公众文化素质的 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他们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在经济活 动中——消费者、要素所有者、厂商的管理者,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都需要能 指导其行动的政策建议。 可以说,公众既需要经济学的中间产品——理论,也需要经济学的 最终产品——政策建议。 而且更需要的可能是后者。  
政府可以说一直是经济学思想产品的大主顾。 政府的决策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制订经济政策或与经济有关的其他政策。 在欧洲,从中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国王,还是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为各种经济问题所困扰。 国王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 并由此而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如何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尤其是货币财富。 重商主义便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最初的政策建议。 尔后的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起来,才能使经济避免波动。 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政策建议的需求,使政府成为思想市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需求者。 遍读经济学文献,便可发现,大多数文献直接提出的政策建议或隐含在理论分析中的政策建议,都是以政府作为直接的或潜在的需求者的,都是为了满足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需要。  
公众和政府主要对最终产品(政策建议)感兴趣,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思想产品的最终需求者。 专业学术团体则相当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企业部门,一方面生产供最终需求者使用的最终产品——政策建议,以及通俗化的中间产品——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又在内部相互之间产生对中间产品——经济理论——的供求关系。 专业学术团体需要的主要是专业性强的经济理论,而这种需求只能靠自己内部来满足。  
专业学术团体以经济理论为重点的需求,最终将受制于公众和政府以政策建议为重点的需求。 但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在最终受制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的范围内,有着相当大的变动幅度。 借用数学概念,可以把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看作是公众和政府需求的函数。 但它并非单值函数,而是多值函数。 就像在物质生产领域中那样,对特定的最终产品的需求往往派生出对各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互相替代的中间产品的需求。  
图1表示专业学术团体的需求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的差异与联系。 图中方框代表专业学术团体,框中的箭头表示由经济理论生产政策建议。 虚线箭头1和2分别表示公众和政府对政策建议的需求,虚线箭头3表示专业学术团体对经济理论的需求。  

3、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的决定因素: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
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决定着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或课题集合JP, 同时,它们也是决定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的首要因素。 公众和政府在面临既定的需求指向 或课题集合时,不会选择那种与之无关的理论和政策,即不会选择那种不能解释待释现象、 不能解决待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阴影中,公众和政府是不会对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不克服大萧条的政策感兴趣的。 现在名声很大的交易费用理论在当时已经出现,但由于它与大萧条无关,所以自然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和重视。 公众和政府不注意那种与既定的需求指向脱节的理论,这是许多事后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理论在刚出现时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凯恩斯经济学的迅速传播和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它正好迎合当时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  
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是决定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的首要因素,但并不能最终地决定需求落点。 因为与既定的需求指向有关的理论可能有好几种,它们互相竞争,力图表明自己能更好地解释待释现象、解决待解问题。 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究竟落在它们中间的哪一种上,还要取决于另一对重要因素:预期的采纳收益和预期的采纳成本。  
采纳收益分为采纳理论的收益和采纳政策的收益。 采纳理论的收益是指公众或政府接受一种理论之后对待释现象有所理解或理解加深,从而给接受者带来求知欲的一种满足。 人的求知欲也像食欲、性欲一样,是一种有待满足的欲望,而且一旦满足之后也会产生相应的快感。 除了求知欲的满足之外,采纳理论的收益还包括接受者在对经济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采取正确行动所带来的物质上和声誉方面的收益。  
采纳政策的收益是指公众或政府接受一种政策建议之后,解决了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使接受者解除了烦恼,产生相应的快感,并且,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后给接受者带来的物质和声誉方面的收益。  
采纳成本是指公众和政府接受一种理论和政策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采纳理论的直接成本在于接受一种理论必须有一个学习和理解的过程,要耗费时间和精力。 直接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相同时,比较简单的从而容易学习和掌握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受人欢迎,更容易成为需求落点。 间接成本在于接受一种理论很可能意味着要部分或全部改变或放弃自己以前掌握的理论,甚至可能要改变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 这意味着原先积累的知识资本的折旧乃至报废。 间接成本的存在是导致老年人往往(但不绝对)比年轻人更难接受新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间接成本的存在也表现了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对需求落点的约束作用。 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一方面决定着需求指向,另一方面决定着需求落点。  
采纳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接受者在理解它、论证它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实行这种政策时的难易程度。 间接成本则是指这种政策一旦实行后在短期和长期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决定公众和政府是否采纳某种理论和政策的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不是实际的、事后的, 而是预期的、事先的。 因为实际的收益和成本只有在采纳之后才能知晓,所以不能事先依据 实际的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来决定取舍,而只能依据预期的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来决定取舍。  
预期的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具有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公众和政府往往根据一种理论和政策的供给者和推荐者的身份、地位、资历及以往的成就来判断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 一般情况下,供给者和推荐者的身份地位越显赫,资历越深厚,以往的成就越大,则公众和政府对其供给或推荐的理论和政策的预期采纳收益也越高,预期采纳成本也越低。 因为他的理论或政策取得较高实际采纳收益和较低实际采纳成本的概率比较高。 这导致公众和政府重视名人权威,轻视小人物的倾向。 这种倾向并非一种简单的趋炎附势,而是人们基于计算的理性行为。  

这种倾向在需求指向变动的条件下比在需求指向不变的条件下更易被打破。 因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既定时,名人权威往往便是以自己的思想产品较好地适应了既定需求指向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自己的思想产品,使自己的理论越来越有效地满足既定的需求指向。 就像在物质产品市场上,若消费者偏好不变,则曾经满足了这种偏好的厂商便会通过不断改进产品性能质量而越来越兴旺。 而在需求指向变化时, 曾经以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较好地满足原来的需求指向的名人权威,他们的知识资本很可能不 适应于生产满足新需求指向的思想产品。 于是,在原来的需求指向下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便 可能脱颖而出,假如他的知识资本恰巧适应于生产能满足新的需求指向的思想产品。 就像在 物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是造成老厂商相对衰退,新厂商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往往是权威名人大换班的时代。
人人都有一套生存的法则,请给予他们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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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件,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每个城市每个夜晚,不晓得有多少消费呢!而且还是不纳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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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件,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每个城市每个夜晚,不晓得有多少消费呢!而且还是不纳税的。
很有道理的调侃!很有意思
很搞笑的对比,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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