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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为什么不再欢迎内地富豪前去投奔?


客观而论,一个人能成为富豪,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是人中龙凤。这样的人,移民到哪里,就等于把钱、技术、管理经验带到哪里,不但可以拉动当地消费,还可带动当地就业。

对于饱受选民就业压力的西方官员来说,所辖区域如果能多来几个中国内地富豪,精神压力会减少很多。

让人惊讶的是,这么好的买卖,加拿大却不愿意继续做了。

据媒体报道:“近日,1335名在香港提交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申请的申请人委托多伦多移民律师蒂姆·莱希代理,向加拿大联邦法院起诉加联邦移民当局,原因是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将所有经济类移民申请旧案“归零”,导致这些申请人无法成功移民加拿大。据莱希透露,尽管这些申请人申请地点为香港,但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富翁。”

1335名内地富豪啊!这些人如果都能成功地移民到加拿大,会给这个寒冷的国家带去多少资本啊?

这么划算的买卖,加拿大为何不愿意继续做呢?换言之,加拿大为什么不再欢迎内地富豪投奔自己了呢?

以前,加拿大是欢迎内地富豪的。

现在,不欢迎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应该与已经成功移民至加拿大的内地富豪的表现有关。原来,人家对来自中国这一礼仪之邦的富豪有期待,希望这些人能够给加拿大带来活力,帮助加拿大发展,后来,这些期待大都落空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很多富豪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并不积极在当地发展实业,进行各种实体投资,而是热衷于买房置地,几乎每一个被内地富豪盯上的宜居城市的房价,都被这帮人炒到了天上人间。

人家是指望你内地富豪来创造就业的,别忘了,人家吸引你移民的渠道叫“投资移民”,可不是要你们来炒高加拿大的房价的。

与中国国情不同,加拿大没有“屁民”,只有选民,这些人最讨厌外来人口炒高当地房价。选民的这种声音反馈到加拿大各级议员,这些议员不敢怠慢,就像加拿大有关部门是呀,从加拿大移民管理部门的新政来看,这些选民的抗议是非常有效和管用的。

除了这一原因之外,加拿大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也看穿了这些内地富豪的本质:综合素质都挺高,可惜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口头宣誓的泡沫化。入籍加拿大之前,一般都会做一下宣誓:“我宣誓:我将忠实地效忠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她的后嗣和继任者;我将切实遵守加拿大的法律,履行作为加拿大公民的责任。”

很多内地富豪刚刚拿到加拿大身份,转身就回到中国继续赚中国人的钱,根本不考虑加拿大人希望他们剥削自己(指帮助加拿大人就业)的迫切感受。与此同时,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得到的当地人评价也以负面居多。

在中国大陆,有钱就能当老大,就能享受前呼后拥的感觉。在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要想获得社会的尊敬,除了有钱,还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
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留学移民潮、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技术移民潮截然不同,这些坐拥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的是以投资方式移民,旨在“用钱投票”。他们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红利,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如今正在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下半生铺路。

新“移民潮”之辩

“当初和我一起创业的那些人,90%都悄悄移民了,吃饭时偶然讲起这个话题,我才发现原来周围的人都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上市公司董事长曾对媒体透露,他身边的朋友大多数已经移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中国企业主已逐渐成为新一拨“移民潮”的主体。

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留学移民潮、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技术移民潮截然不同,这些坐拥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的是以投资方式移民,旨在“用钱投票”。他们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红利,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如今正在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下半生铺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将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主推向了海外?

原罪说

作为从财富扁平化的社会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其财富来源被人怀疑在所难免。所谓 “原罪”之说便由此兴起。

1978年后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土壤是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边缘地带、制度的灰色地带、管制的空白地带扮演了无法明言却又极其重要的角色,若非如此,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难从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国家体制中破土而出。在彼时“发展”命题压倒一切的政治背景下,全社会沉浸于改革狂飙带来的惊喜与狂欢,鲜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追究。

然而随着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和政商关系、社会格局的微妙变化,新贵阶层蓦然发觉,这把刀其实一直悬于头上,随之可能戛然坠地。正如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曾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原罪’,同时害怕制度什么时候变了,自己的‘原罪’被揪出来。”

据统计,现行的《刑法》罪名已发展到450多个,其中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罪名有110多个。按照现行法律的逻辑和罪名,如以此为标准衡量新贵阶层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被以公平和正义之名予以剥夺,在法理上的准备已经日趋完善。

这是企业家们惴惴不安的最大因素,所握的财富越多、事业基础越庞大,这种不安全感越强烈,而这种“秋后算账”式的惩罚何时降临,似乎市场风险更加难以预测,这让新贵阶层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移民便成为其认为的最安全的处理方式。

除私产安全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理由是企业家移民的动力,分别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质量更好”。对于大部分企业家而言,其本人的事业与生活重心仍在国内,仅仅是为了家庭和子女发展需要,到国外投资了一个身份而已。这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无奈与纠结——并不想要改变中国人的身份,仅仅希望花些钱来买一个选择的主动权。

事实上,“原罪”之说以通俗论之,是新贵阶层对于私人财产缺乏安全保障的担忧,而这也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国体制匮乏。在其尚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洗去“原罪”之前,在中国历史上革财富之命的众多事件的暗示之下,这种不安全感愈加强烈。如果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不改善、私有财产权没有很好保护,在“留后路”的普遍文化心理的作用之下,这股移民潮还会持续,甚至会不断扩大。一国居民能否安居乐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环境。正如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所言:“投资环境好了,民营企业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为社会服务。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业家更有积极性和责任感,如此才不会被‘拐跑’。”
裸商的“为何”与“何为”

近年来,“裸商”的现象愈发普遍。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裸商是指民营企业家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企业主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的社会现象。

对于这个称呼,社会上下大多报以批判态度——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裸商”意味着并不愿意跟为其带来财富的中国共存亡,他们不仅带走了财富,更导致了作为稀缺人力资源的企业家群体的大量流失。

中国新一轮精英移民有三大特点:富人取代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涉及大笔源于中国国内的财富的转移;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大陆作为赚钱的主战场。“移民不移居”成为他们的主流方式。一方面,他们贪图中国的大市场和相对的低成本,同时又忧心忡忡于民企“主体性”地位缺失;另一方面,送走家人孩子,既保证了财富的安全,又给后代带来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自己不离开则是为了中国市场的利润。

“裸商”本质上是企业主移民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移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将已有资产带走,并且移民后在中国赚取的财富也将继续转移。有人质疑,新“移民潮”正在掏空中国财富,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和金融秩序等问题。大量资本外逃不仅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会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因此,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刻不容缓。

也有人认为,此股移民潮的最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国内资源相对有限,因此“移民潮”将长期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富人的流走无疑将带走一定的资源,造成社会潜在的创新能力的衰退。然而,依靠强制力留人的做法并不可取,即便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依靠良性的投资政策是更为根本的办法。

由史而观,远如几个世纪前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近如韩国、印度等国的移民潮,均未见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时也经历过多次移民潮,但台湾经济崛起后很多企业主带着财富也回到故土创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移民、办绿卡的现象本身无需恐惧,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精英的集体移民倾向,进而折射出的是财富与制度的巨大裂痕,才最令人畏惧。

如今,如何防范新“移民潮”,几乎成了国家层面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难题在于如何重塑安全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在前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下一个三十年,信心应该来自于建设一个法治的、信用的、多元化的社会。正如冯仑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谈道:“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廉洁自律、且能够有效管理的各级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儿,只做自己的事儿。”这或许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么多的富豪,扎堆移民,对中国宏观经济绝对不是一个福音,中国需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不住这些最优秀的子民。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些内地富豪带走的钱越多,越能降低内地通货膨胀率,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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