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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之争:权控天下


个人理解权贵资本对万科不爽久矣
想想N年前万科在南京市场惹得当地政府异常不满的价格风波吧
只是那时市场需求强劲
没有万科仍有大把的企业来捧场

如今权贵为了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
为了给自己解套
央企不断制造地王拉抬市场来搞所谓的去库存
而你万科不仅不撑场、帮场、捧场
居然趁我抬轿时大肆出货赚得盆满钵满的真金白银
这还了得?!

出于万科管理制度的透明
没法以违反规则来揪小辫子来下黑手
所以才曲线导演了一场如今明面上看似万科控制股权争夺的戏
稍作细想以为是国进民退的表现
其实依着争权争利的本质往深里想更可怕
实质就是权控天下之争
权贵控制了万科更方便操控市场
让大部分中国市民活在高房价之下
有房的交高高的房产税或是高房贷
没房的交高房租
管你有房没房
统通成为房奴!

今天看到水皮虽然委婉但终于率性说话
平时还真看不惯他时常附会人家说些言不由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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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杂谈:黄奇帆一语点醒梦中人 万科之争击中管理层软肋

2016年07月02日01:14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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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价值何在,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是2000亿的收入?是即将进入世界500强?是宇宙第一大开发商的桂冠?

  是,又都不是。

  万科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其实不仅是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全中国企业的标杆,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第一是干净,第二是干净,第三还是干净。

  有人问王石郁亮经得起查吗?

  水皮想回答的是真可以查,而且极大可能是经得起查,值得查。

  万科的股权分散一定程度上是王石的理想主义情结造成的,作为一个社会的企业,万科在中国是一个特例,但是在美国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太多的世界500强根本就没有实际人,用华润和宝能的口径来讲就是内部人控制。当然,万科的内部人正是万科的创始人、缔造者、建设者、经营者,从这个角度讲,当了十多年甩手掌柜的第一大股东华润是坐享其成者,而现在的第一大股东宝能则是下山接挑者,全盘否定万科的管理团队甚至董事会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取其辱,除非出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目的。商场有道义可言吗?没有,正如同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样,华润与宝能的关系估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时而为敌,时而为友,时而尔虞我诈,时而狼狈为奸,水皮有时想,各位看官,如果你是王石,遭遇华润这样的大股东,你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怀疑人生?情义两字,道义两字,无论哪两个字,华润都没有,这一点和宝能的姚老板相比更让人痛心绝望,央企的形象被毁得够呛。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的,宝能当初夺的是华润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万科是在华润弃守的背景下引入的深圳地铁自卫反击,而华润居然背后捅刀,这是什么样的战友啊!都像华润这样,以后谁还相信混合制经济?万科都这般遭遇,谁还能和央企合作混合制?王石,王石,真的是瞎了你的“狗”眼!

  万科为什么干净?

  一源于万科人尤其是王石的财富观;二源于相对分散股权形成的约束;三源于公开透明的公司治理。万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和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发育同步甚至同名,而这,正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方向,不少人大谈规则,既然万科的股份可以卖,我就可以买,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买的目的又是什么?是毁灭其价值还是彰显其价值?是为了短期的拉高出货还是长治久安?是为了创造财富还是为了资本运作?OK,即便讲规则,那么,我们也可以追根溯源,宝能的万能险属于什么性质的资金?购买万科的股票有没有投票权?万能险名下的投资属于财务性或战略性还是长期股权投资?宝能动用的资金最大杠杆26倍系浙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种银行的资金进入实业控股是否违反商业银行法?宝能的做法如果合理合法,那么,理论上银行、保险、基金,甚至券商可以买下任何上市公司,这种情况真的可以出现,那就不是刘姝威教授讲的股灾2.0,而是现代社会的灾难!用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的话讲就是,问题已上升到社会利益和一个健康资本市场的发展建设问题,这是不可承受的后果。

  规则?

  在规则不清的时候谈规则,必然似是而非,必然得出玉石俱焚也合理,王石出局更是活该的结论。

  谁来作一下裁判呢?

  中国现在的金融管理属于分业管理,但是经营主体又是混业经营,宝能的姚老板,出身于地产,崛起于保险,借力于银行,并购的是上市公司,万科之争,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三会谁说了算?万能险归保监会管,银行理财归银监会管,投票权归证监会管,三权分立之下说规则岂不漏洞百出?!看来,三会的合并真是大势所趋。

  有没有明白人?



  有,重庆市长黄奇帆算一个,黄奇帆在重庆一个论坛上“管闲事”,隔空喊话,表面上不是给王石出主意,实际上是在给他的同僚上课。在黄看来,万科之争并不复杂,别由企业整天扯,政府从三个方面可以解决。首先,查资金规不规范,保险公司如果拿的是自己的资金200亿-300亿倒没什么,但是如果拿的是老百姓(49.310, -0.43, -0.86%)的基金,就要注意了,老百姓跟你签1-2年的期约,但是做人家大股东是要八年或十年的,你是法人股东,不是战略投资者,除非你让出了100亿-200亿的万能险的老百姓跟你签约委托你作长期股权投资,这个事情绝对难;第二要查管理团队跟董事会之间的约定,信托,责任合理不合理;第三股东之间可以酝酿,任何股东之间的协议都要公告,不能密谋的。最关键的是黄指出,政府在管理上对专业管理要到位,同时要有穿透性、叠加性,综合性的监管也要到位,是不是有点一针见血的感觉?黄奇帆不到北京真是可惜了。

  打造一个万科,王石用了30年;毁掉一个万科,3个月都不用,离开了万科现在的团队,万科的价值和宝能就是一样的,姚老板何必舍近求远?华润又何苦再复制一个华润置地?难道就为了整王石出口恶气?羞辱了王石你们就升华了?有钱难买痛快是不是?NDY。
a will is a way
在这片土地上,为何权贵最后总是走向大部分人的对立面?
争权夺利
当争得天下之权
终将夺天下之利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a will is a way
看完就清楚俺说的一点儿都没错!!!

万科股东刘元生向证监会等7部委发举报信 5点质疑华润宝能

2016年07月04日16:40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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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万科1988年股改始,刘元生这个名字便与万科形影相随,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披露,刘元生目前持股超过1%。以万科6月27日的市值2697亿计算,其财富至少已经增值到27亿。

  万科控制权之争如火如荼,刘元生这个万科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在长久沉默后终于发声。地产壹线独家获悉,刘元生近期向监管层抛出五点疑问,矛头直指华润、宝能。

  万科股权争夺战如同一面镜子,褒贬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道德观和伦理观都映射其上。当事方诉求不一,释放出的消息亦残缺不全,中小股东很难做出价值判断。从周其仁到张五常,再到华生,经济学家的意见尚不统一,解决之道难有定论。

  跨过战斗初期的“出身论”和“情怀论”,万科、华润、宝能终又坐回到谈判桌上。但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商战依然迷雾重重。

  以下为刘元生的举报信:

  致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务院国资委、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深圳证监局 :

  自华润宝能一致声明反对重组预案,宝能提议罢免全部董事监事后,万科 H 股股价连续下跌,创一年以来新低,因此作为中小股东极为担心万科 A 股复牌的走势,以及万科的长期发展。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 6 月 27 日深交所致华润、宝能的关注函,但据传,这两家公司均已回复深交所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认为事情不能到此为止。为帮助监管部门督促华润、宝能披露真相,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几个亟待澄清和调查处理的重大问题:

  1 、宝能系与华润到底有多少合作项目?双方到底有多少重大利益关联? 双方在哪些事项上达成了一致行动的交易?

  从公开信息看,宝能和华润过去和现在均有很多项目存在重大利益关联。正在建设的华润置地前海项目由华润置地于2013年公开竞标以 109 亿获取土地,之后分宗三块土地,并由华润吴向东引入宝能合作开发。具体为,2015年7月,华润置地将其中二块土地权益(合计15万平米建筑面积)全部转让予宝能系,另一块商住用地(合计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则由宝能系与华润共同开发。宝能系合计出资59亿,占有了华润置地前海项目约60%权益。股权出让后 3 个月,华润信托提供 36 亿资金用于宝能地产的增资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如此优质的项目,央企华润居然出让一半股权给民企宝能,甚至让宝能系人员担任华润置地前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更据香港资本市场的消息称,连这 59 亿都不是姚老板自掏腰包,均由华润提供融资。请问以上情况否属实?

  2014年底开始,深圳的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同一地段卓越前海项目卖出10万每平米高价的情况下,华润仅是在该块土地取得成本基础上略微溢价后,就将60%多的土地权益转让予宝能系,华润的这等种法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向民企输送利益?2015年7月24日宝能系增持万科股份至5%以上,2015年7月28日华润置地将华润置地前海项目合资公司50%的权益转让予宝能系(合计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15年9月30日,华润置地前海项目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变更为宝能系张保文,2015年10月起,宝能系开始第二波疯狂增持万科的举动。以上时点高度重合。特别要提醒注意的是,在宝能系正疯狂增持股票,向华润作为第一大股东做出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华润与宝能系就华润置地前海这一重大项目进行如此紧密的合作,请华润和宝能解释动机?华润和宝能有没有秘密协商,一致行动?

  另外,请宝能系和华润说明,华润今年 4-5 月增持东阿阿胶(52.040, 0.02, 0.04%) 4.66% ,但华润增持之前,前海人寿也从一季度开始买入东阿阿胶 2.44% 。为何前海人寿如此巧合在央企增持前出手,双方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和一致行动? 双方究竟是哪一年就开始合作的?除了以上合作事项外,是否存在其他合作项目?具体的合作条件、合作形式、合作金额和总规模?

  在3月17日的股东大会上,华润对引入深圳地铁、推进重组、继续停牌投赞成票,举牌企图控股万科的宝能的态度竟然也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与华润协调一致投赞成票,在6 月 23 日深夜,宝能、华润双方先后发表相差约 10 分钟书面声明,一致反对 6 月 17 日董事会通过的重组预案, 时间间隔如此之短、内容连内部控制人的指控用词都高度一致,双方是否事先协调过立场? 6 月 27 日万科年度股东大会上,华润与宝能协调一致,共同投票反对万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其中华润甚至为此做出前后矛盾的投票,双方还都声明将在未来的股东大会对重组预案联手投反对票。宝能要罢免万科全部董事,华润方面长时间不吭一声,是否是双方已有默契和协调?现在被迫发声表示意见与宝能并不完全一致是否因华生教授指出双方涉嫌一致行动人关系不敢再明言支持?双方还有哪些协调一致的行动或计划?

  2、宝能与华润是何时在万科第一大股东地位问题上开始谈判交易?先后达成过哪些默契与协议?

  根据万科独立董事华生教授的文章,宝能举牌万科后,万科多次向华润请求增持,华润均推诿或否决,待宝能坐稳第一大股东宝座之后,华润开始劝万科管理层接受现实。

  华润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华润要求万科接受宝能作为大股东的初衷是什么?另请宝能和华润分别说明,在宝能举牌前,双方有没有就此进行过接触和共同策划?双方有那么多项目合作,在宝能举牌之前和举牌之后双方能没有接触和谈判乃至交易吗?宝能现在对华润亦步亦趋,当初没有华润默许或承诺敢举牌抢夺控股权吗?请和宝能合作密切的华润置地吴向东说明,其是否就宝能举牌万科计划和姚振华接触并共同策划过?是否计划被宝能推举为万科董事长?

  再据华生教授文章披露,在6月17日 董事会上,华润代表发言表示“华润已经与宝能接触,宝能不反对华润成为第一大股东”。请问,宝能又是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和华润达成默契或协议,同意把第一大股东地位让回给华润的? 华润的董事、监事事先同意了万科年度董事会、监事会报告,却在 6 月 28 日万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与宝能一道否决了相关议案, 事先是否协商过 ? 据传, 在6月18日董事会召开之前,宝能和华润已签署了正式秘密协议。请华润和宝能分别说明,是否签署了秘密协议,是否未来有股权转让计划?

  3、双方对深铁重组联手出尔反尔,背后有何阴谋?

  华润和宝能在3月17日的股东大会上,共同赞成推进与深圳地铁的重大重组事宜,主张股票继续停牌。而当又停牌3个多月后,又双双反对深圳地铁重组预案。这被华生教授批评为出尔反尔后,又辩解说他们当初同意的是与深圳地铁合作这个方向,现在反对的是对深圳地铁发行股份的预案,因为这会摊薄伤害现有股东利益。这我们就不明白了,如果不给深圳地铁发新股,按华润的方案只是花钱买土地,这根本不是什么重大重组,也根本不必停牌,自己花钱买了就是了。华润涉事人和宝能都是资本市场上的老手,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吗?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反对向深圳地铁发新股,那赞成停牌推进重组、让股票无故多停牌3个多月不是坑人吗?到底是什么使你们从开始一起赞成到后来联手反对?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和交易?这与你们之间关于万科第一大股东位置的交易是否有关?

  4、隐瞒双方达成第一大股东易主的秘密协议,是否已明白无误涉嫌内幕信息、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华润方面在6月18日董事会上公开承认宝能已同意华润当第一大股东,外面传言华润方面敢说这个话因是双方已有书面协议或承诺函。在这种情况下,华润方面如果在6月18日成功否决重组预案,股票因重组失败必须在周一即6月21日复牌。这样就会完全如华生教授分析的那样,我们这些中小股东一定以为王石的股权保卫战已宣告失败,宝能系可以无阻碍的增持上位全面控盘,故而肯定持股待涨。市场上也会有一大批投资者冲进来以待宝能进一步增持举牌获利。这时去年追随宝能系杀入万科的各路资金的内幕知情者,必然高位出货。等到真相大白,宝能让华润重做第一大股东的消息传出,市场势必狂跌,从而坑死我们这些等着宝能增持而持股不卖的老股东和高位新杀进来的市场投资者。按华润方面在董事会上的提议,在股价落定后,再对华润定向增发。

  更新的市场传闻是,这些内幕操刀者更阴险的计划是,若此时市场跌得太狠,华润的股票没问题,但宝能手上股票已被锁定还有半年期,为防止自己的股票爆仓,宝能已筹集大量资金,准备在底部建仓(有消息说,3月份时由于深圳地铁的消息出来得太突然,宝能没资金准备怕爆仓,故与华润方面的内部人商定要先支持重组,再停牌几个月。这恐怕是他们当初在股东大会上支持重组停牌的真正原因)。宝能建好仓然后举牌,推涨股价,给市场以宝能可能还想控股万科的幻想。这样在二级市场上反复赚足了之后,待今年年底宝能所持股票解除锁定,宝能再按秘密协议将自己的股票转一部分给华润,恢复华润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因此,华润的涉事内部人与宝能秘而不宣的达成转让股权协议或承诺,已构成内幕交易。其目的是利用内幕信息操纵市场,谋取非法巨额暴利。华润主刀此事的当事人与宝能已明显涉嫌内幕信息、内幕交易和意图操纵市场罪。这即便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也已经铁证如山,建议监管部门立即立案调查,严肃查处这批证券市场上的害群之马和国企内部的蛀虫,也挽回华润这家有着光荣历史的央企的市场信誉,以避免给党和国家造成进一步更大的负面影响。

  5、多个迹象表明宝能用于收购的资金来自不合规的银行资金,用于收购的主体故意规避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请问宝能是不是利用违法资金和不合规主体收购并控制上市公司?



  据报道,宝能系用 26 倍杠杆,引入浙商银行等资金购买万科股票。请宝能系说明是否在用银行理财资金购买股票?是否符合银监会的规定?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场外融资、去杠杆的政策规定? 这些银行资管计划的投资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资金正在暴露于巨大的风险之下?

  前海人寿最终股东是宝能系和四位自然人。四位自然人的股权都是从宝能系购买。请前海人寿说明该四名自然人与宝能有没有关联和一致行动关系?符不符合保监会的规定?四个自然人出额 40 亿元,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是不是代持?

  我们看到基金业协会法律部主任公开质疑了万能险投资的股票投票权问题,而保监会表示保险资金入市不违规。但是,请保监会明确:用保险资金投入不同股票以实现保值增值是合法的,但利用巨额保险资金为其实际控制人的公司去抬轿子、担风险,图谋控股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实体公司,这也合法合规吗?

  鉴于万科A(21.990, -2.44, -9.99%)股复牌在即,强烈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包括相关纪监委部门,立即行动,保证市场的公开透明公正。

  刘元生等股东
a will is a way
万科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进民退,似又重走老路
民进国退,难免会重蹈前苏联之辙
在探索中前进
只要红旗不倒
所有的事都可以重来
习大大已经发话
“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貌似已盖棺定论
对一个转战南北的士兵而言,注定了你只能从你的对手那里获取经验,去战胜你的敌人 !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起初向国家资本主义演变
而今完全沦落为权贵资本的天下
眼下看得明白的人多如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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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论股市发展:必须让国家从企业股东角色中退出

2016年07月05日09:30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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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为了让证券监管部门能真正公正中立,一方面不能让证监会承担宏观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必须让国家从企业股东的角色中退出;只有这样,监管者才能做中立的裁判,股市发展才能持久

陈志武

  陈志武/文

  多年来,A股市场一出问题,众人就寄希望于换掉证监会主席,以为只要换掉主席,股市就好办了。所以,今年3月份刘士余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不少股民 和从业者似乎特别兴奋。只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虽然证监会对股市的发展起很大作用,但单纯改变证监会,未必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其中的深层矛盾 会照样存在。

  就象这些年在更深层改革没有进行的背景下,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推出“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然后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板”,等等,以为通 过转移视线、推出这个板那个板就能改变中国股市。说轻一点,这是浪费时间精力、稀释即有交易市场的人气、增加交易成本、迷惑股民,说重一点,这是胡闹。

  如果按照这些做法走下去,桌子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椅子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沙发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等等,眼花缭乱,对股市发展更有利,还是反之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和规则,集中注意力发展即有交易所,使各市场规则都一致呢?

  绕了这么多年弯路后,尤其是经历2015年股市危机之后,我们不能再回避那些本质的问题,有必要正视那些跟资本市场不兼容的观念和体制元素。否则,老百姓(49.800, -0.36, -0.72%)股民会继续埋单、抱怨,证监会岗位仍然是烫手山芋,资本市场没法在中国社会和经济中唱主角。

  晚清改革派的努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人士早就看到了,如果要长期发展好中国股市,就必须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不仅保护投资者权益, 而且对不同资金实力、不同背景的投资者都公平和公正。但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受到方方面面现实的约束。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从股票发行、交易一开 始,政府就既是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又是参赛的球员,有太多直接利益在其中。

  当然,这种挑战不只是等到改革开放重新推出股市时才碰到,而是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就遭遇。那时的洋务派先锋郑观应、薛福成、李鸿章、张之洞等,在鼓励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推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评论道:“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 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 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途,不倚官力, 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可见,薛福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技术,也同样在 于他们有广集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股权能交易的公司和股票市场。他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   

  问题是公司可以举、股权也可以在千万“官绅商民”之间发售,但怎样才能使众多投资者放心把资本投放出去,实现“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

  股票是一种金融契约,投资者把今天的钱让出,指望的是今后能够有回报,而且最好是高于今天投入的资本的回报;募资方则今天获得资金并掌握其使用权,但承诺要尽责尽职使用资金,并在将来获得收益后给出资人以回报。

  这种契约是人类已发明的最难执行的契约之一,它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它是投资方和募资方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换,而且无具体到期期限,所以,对信用、信任的要求特别高,万一募资方捐款逃跑了,投资方就血本无归了。

  第二,它跟债券、跟借贷契约不同,债券和借贷不仅有明确的到期期限,而且需要支付给投资者的金额也是明确的,募资方必须兑现这些支付的,而股票作为 一种特殊的契约没有明确要求募资方何时要给投资者回报,甚至在公司赚钱时也不需要给投资者分红,具体把利润的多少要分红也是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募资方去掌 握,这当然使得股票比债券、借贷金融更难以发展,行骗空间大多了!

  第三,股票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公司经营失败,股东的损失最多不超过已经投入公司的资本或者股本。有限责任至关重要,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原 则之一,因为这等于是把公司和股东在人格上、财务上、责任上进行隔离,让公司的钱独立于股东个人的钱,让公司的责任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责任。这种隔离既保护 了股东,让股东个人不至于受累于公司,也保护了公司,并让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生命力无限地生存下去,不至于跟创始人的生命捆绑在一起。

  第四,股票能够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自由交易买卖,但投资者不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只是外部被动的股东。股票的自由交易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通过“用脚 投票”、通过市场交易定价,投资者对掌握公司经营权的管理层的决策进行评估,好的决策会受到投资者欢迎,其股价上涨,坏的公司决策会立即受到市场的惩罚, 市场对管理层的纪律作用就是这样发生的,市场交易就成了公司决策以及其前景的晴雨表,在关键时刻会迫使管理层改变决策、纠正错误。另一方面,股权一旦能自 由交易转让,特别是能很快买卖转让,这又反过来鼓励更多投资者提供资金,使公司的融资规模进一步上升、融资范围扩大,因为投资者不用担心资金会砸进去出不 来。再者,股票有了经常性的定价后,也产生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通过创业办公司,将公司培养长大后卖掉公司股权。以创办公司、卖股权赚钱致富,这反过来 鼓励社会的创业和创新,增添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活力。

  正因为股票契约的这些特点,使公司能在广泛社会范围内融资,实现薛福成所讲的“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 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也使得创业和发展风险在大范围内分摊,给公司以无限生命,并让经营权与所有权能分离。

  但挑战也出在股票的以上四个特点上。股票在广大陌生人范围内交易、契约关系的跨期执行、出资方和职业经理人的有限责任、交易的标的是一种契约而不是 实物,这些内容离开契约的法治架构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可靠且独立的法治架构,那些股票真的会是废纸一张,股市会连赌场都不如。而中国的法制传统历来 偏刑法,轻民法商法,过去把民商细故都留给乡绅社会自己去打理,由宗法家规去处理。所以,等到洋务运动先驱们要发展股票市场时,他们无法依赖既有的中国法 制体系。

  那么,靠什么让那些“官绅商民”愿意掏出口袋里的钱去买股票,放心大胆地进行跨期价值交换,并且不用担心自己被骗?换句话说,怎么样赢得众人的信 任,让他们愿意花钱买“股票纸”?法治和跨期信用体系无法一夜之间建成,但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现代企业和大规模融资手段又是迫在眉睫。他们找到的应急办法一 点不出人预料:由国家提供信用保障,通过由政府垫底为跨期交易提供信任基础,包括“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就以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轮船招商局为例。1872年李鸿章创立该公司时,他从直隶军费中拨款13万5千两银子作为政府的出资(贷款),并且由官方保证 外部投资者每年有10%的红利回报。结果,个人投资者只实际投资1万两,只是官方出资的零头。在1873年和1883年间,政府每年提供的支持在8万两和 100万两之间。

  轮船招商局之后,“仿西国公司之例”成为一种新潮,很快出现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平煤矿、上海电报局、机器织布局、平泉铜矿等,这些洋务公司大致按照 类似结构推出。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清股市试验中,国家以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同时又以球员的身份出现,跟1990年后的情况大为不同,晚清不是国有企业在 先,不是为了帮助国企解决财务挑战而向公众发行股票,而在1990年前后再次推出股市时,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帮助国企解困。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国家在股市 中,既是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又是主要球员!当然,相比之下,晚清由于处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起点,由国家提供信用保障的确有它不得已的一面,而且国家在其 中的利益冲突和角色冲突比1990年后要轻很多,国企在规模以及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

  由于当时的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在股市中谈不上是中立的,更没有独立性,晚清的股市断断续续发展了近四十年,到最后还是不成气候。薛福成在《论公司 不举之病》中总结道:“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亦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而 于积寡为多,化小为大之术尚阙焉。迩者中外通商,颇仿西洋纠股之法,其经理获效者,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开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较外洋 公司之大者,不过什百之一耳。气不厚,势不雄,力不坚,未由转移全局。曩者沪上群商,亦尝汲汲以公司为徽志矣,贸然相招,孤注一掷,应手立败,甚且乾没人 财,为饮博声妓之资,置本计于不顾,使天下之有余财者,相率以公司为畏途。非但西洋绝大公司,终无可冀幸之一日,即向所谓招商、电报、开矿三四局者,亦遂 画于前基,难再蕲恢张之策。如此而望不受制于人,其可得乎?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 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由于风气之不开,风气不开。”

  薛福成跟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固然对公司制度在西方实际运作中的表现言过其实,因为即使到今天也并非没有西方公司出现欺诈、骗人。但是,薛福成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交易在中国“水土不服”。

政府在股市中必须中立

  1990年中国内地重新启动股市以来,政府在其中的多重角色比起晚清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表现在监管者变成了管股票指数,而不是真正地维护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秩序。由此带来的各种后果和怪象,专家们已经谈得很透彻。

  实际上,政府在股市中不仅不应该有直接的利益(否则,会带来许多利益冲突和角色冲突),而且也不能在股市中站边,不应当偏袒一边,除了中立地确立和 执行“三公“规则外不应该过于介入股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现代人类经验的精明总结。只要把 规则制定得公平公正了,股市是否能发展起来,由市场去决定。

  市场交易中总是有买方和卖方。如果政府出于鼓励股市发展而特别照顾、偏袒卖方(股票发行方和销售方),让烂公司包装成好的,或者通过政府干预抬高股 价,那么,这必然牺牲了买方即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让投资者付出过高的价格,制造短期股市泡沫,造成资源错配,并且投资者最终会亏损甚至血本无归。就像过 去多年的重点产业政策中(太阳能、风能、钢铁、电解铝,等等),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作为卖方,在扶植政策(包括放松了的规则)诱导下,导致太多投资人即买 方进入,结果是那些行业几乎都产能过剩,投资人亏损严重。行政干预制造牛市,最终是破环了股市的长久可持续性,一旦人们被骗了几次,就不会把股市看成是长 期投资市场。

  一旦政府在股市发展中明确地站边,不管是偏袒上市发行股票的一方,还是偏袒投资者一方,尤其严重的是这必然会影响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使作为裁判的政 府部门不能公平公正,也不能保证公开透明。如果政府出于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而站在发行方一边,或者国家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么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会偏袒卖方;反之,法律与规则就会偏袒投资者,对股票卖方不利。这些偏袒最终都会使市场规则不公平,接下来社会会全面警惕股市,使得本来靠市场力量就能快 速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反而难以前进了,反而让晚清改革者的梦想继续无法实现。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市场都不是靠政府管制、干预或站边发展起来的,都是市 场自发力量的结果。

  把股票交易留给市场的力量去决定,股票何时涨何时跌、涨多少跌多少都留给市场参与者去决定,政府在中间既不鼓动买方、也不打击卖方,既保护多方、也 保护空方。那么,虽然在那样的情况下有时也会有泡沫,但泡沫的程度和频率不会像我们在A股市场上熟悉和亲身经历的那样。行政权力加一边倒媒体培植的牛市只 会是疯牛,最后泡沫破灭时,不仅不能实现当初通过股市带动创业热潮的愿望,相反地,是把多年发展起来的股市、尤其是多年辛苦建立起的市场规则给打乱了,得 到跟初衷全然相反的结果。

  政府最好不要介入行业发展、不要在股市交易中站边,不是不相信政府的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特殊地位和权力造成的。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旦政府在股市、在一个行业里站边,许多规则可能不会被推出;或者即使规则推出了,也不一定会公允地执行,使规则乱套。

  这就是为什么晚清也好、最近二十几年也好,由国家作为将要上市或者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东,最终会使得股市形似神不似,最多只能发展出畸形扭曲的市 场。这也是为什么证券监管应该跟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其它政策目标分开,证券监管应该享有充分的专业独立性,如果证监会肩负太多的宏观经济任务,这不仅使 得证监会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牺牲投资者的利益,导致资本市场的长久发展事与愿违。

  慢牛能培养出来吗?

  我们常说:资本市场能比行政计划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个结论有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市场对资产的定价是准确的,资产的价格没有偏离基本面。

  价格是否准确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指南针,股票价格尤其如此。如果股价总是偏离或者经常偏离基本面、长期虚高,那么,就会催化过多 的投机,把社会资源过多地往泡沫化的行业配置,造成巨大社会浪费,也会让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如果是那样,就还不如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计委去低效配置。

  如果监管部门通过包括媒体、政策宣言等手段去影响股市价格、培植“慢牛”,这当然等同于使股价背离基本面,与价值偏离,有意制造资源错配。而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想通过“慢牛”来增加企业股权融资的比例、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借此打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通道。

  恰恰是官方不断表明的“慢牛”立场,使金融市场更加脱离于实体经济运转,使两者各自自我循环。原因在于,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实体投资的回报难以为继 而且风险也高。相比之下,在“慢牛”政策导向下股市投资短期回报更高,并且因为有政府护航使短期风险也低,当政策市的政策是如此明确时,几乎所有企业和投 资者都只对股市感兴趣、对实体投资没有兴趣。政府越是干预股市、通过媒体和政策引导股市,股市跟实体经济就越会脱离。

  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有意制造“慢牛”,监管部门就无法中立,会使股价日益背离基本面。一旦股价独立于基本面天马行空,资本市场到实体经济的通道就不 会畅通了。资本和实体就各玩个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只有在监管部门相对独立、中立的国家才发展得好,而在绝大多数国家股市一般都是昙花一现、难以为 继。

  从逻辑上讲,由政府培植的“慢牛”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都知道政府希望未来两年里股市涨50%,那么大家会马上就买股票,可能两周或更短时间内就实 现50%的涨幅。由于股市的高流动性,股票买卖行为和股价完全由预期决定,所以“有计划”的“慢牛”必然变成“快牛”甚至“疯牛”,“慢牛”就不可能成 立。



  相比之下,商品市场可以按照计划者的意图去“慢牛”,因为其跨期流动性不高、成本也高。以猪肉为例,假如政府希望两年后猪肉价格要涨50%而且大家 都知道,那么,有的人会马上买很多猪肉并用冷冻箱库存起来,但库存成本会很高、每天需要空调和储存空间,尤其是猪肉的供应不会马上上升(养猪时间要8、9 个月),所以,在知道肉价“慢牛”的情况下,现货市场会出现跨期套利交易,使肉价马上上涨一些,但由于储存成本和供应有限,这种跨期套利的规模有限,那 50%涨幅中的一部分会提前实现,但不会全部实现。

  今天中国股市面对的问题,不是阴谋论者所指控的,而是由管理层的不中立、媒体的炒作、监管部门的偏袒所致。资本市场当然可以带动创业创新,其具体贡 献方式在于使那些不能流动的私人股权能够流动,同时对公司的未来收益流做提前定价和变现,但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股权定价准确,是股价跟基本面挂钩而且不离 谱。空中楼阁式的股市可以短期刺激创业创新,但只会昙花一现。所以,为了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为了让证券监管部门能 真正公正中立,一方面不能让证监会承担宏观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必须让国家从企业股东的角色中退出;只有这样,监管者才能做中立的裁判,股市发展才能持久
a will is a way
吃相太难看了,他们是准备破罐破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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